作者简介：

颜同林，男，湖南涟源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学名栏主持人：张桃洲刘洁岷

摘要：土白入诗与诗的口语化紧密相连，与诗人追寻活在嘴巴上的语言密不可分。从白话入诗到土白入诗，是新诗不断向前延伸的一股并不显著的潜流。“创格”时期的新月派诗人集体尝试着土白入诗，既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平民化的情感流露，更是在日趋板结的官话语言系统中寻求松动、寻求活语的一次诗语输入与试验。

关键词：新月诗派；白话；土白入诗；口语化

自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第一个尝试新诗以来，什么是白话，白话如何入诗便成为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胡适等人接续了晚清的诗界革命，黄遵宪用俗语作诗即“我手写我口”等诗歌主张得到了历史的响应与延续；另一方面，他们又抓住语言这一工具，趁热打铁，一举奠定了白话为文学用语正宗的语体变革运动。在这一异常复杂、头绪纷繁的历史变迁中，白话与土白的内涵也经历了一次自我刷新。白话入诗与土白入诗，逐渐分道扬镳，从昔日的同盟阵营中分裂开来，形成了新诗语言上的又一轮对峙，并开始了并不对称的新的博弈之路。

一、从白话入诗到土白入诗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一个最直接的胜利果实便是白话不仅是作文的工具，也是作诗的利器。初期白话新诗在不断地批量产生，各地的白话诗人也不断地加入这一队伍，白话入诗站稳了脚跟。这一切，与胡适最初的主张与设想是吻合的。在“五四”之前，胡适以为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其“八事”之一为“不避俗字俗语”。后来在《答钱玄同书》中释白话之义，约有三端，其一端为：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①由此可见，作诗中大量运用俗语，运用土白，运用方言，既是诗歌语言革命的身家本钱，又是把握与赢得自身命运的有力手段。俗语、土白与方言这几个名词，在当时人们眼里几乎是纠缠着难分难解的，它们既在不同论者字里行间可以互相替换，又在同时代的读者们脑海深处不断重叠。不过，随着白话统治地位的逐渐形成与日益巩固，白话以通用语的姿态，在新诗中通行无阻，而土白方言争取在新诗中地位的斗争却变得漫长而曲折起来。土白入诗，不自觉而又历史地成为一个炙手可热、聚讼纷纭的议题，在“白话”的挤压下，“土白入诗”在新诗史上相应地留下了许多探索者的不同脚印。其中被划定为新月派的诗人们，在这方面探索的精神更为执著，留下的空间也更为巨大。

仔细追溯新月派诗人“土白入诗”的新诗语言试验，以下问题大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存在。其一：什么是土白？土白能否入诗，它取得入诗的理由何在，如不能入诗，反对者最为充分的根据又是什么？其二：一旦土语方言领到了入诗的门票，诗人又是如何面对它，怎样运作，如何给新诗发展再一次开疆拓土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素有同气相求的新月诗人这一群体中，恐怕也是一直在探索中寻找并不完全雷同的答案吧！

简言之，土白即方言，它是相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语而言的，它是语言的支派与变体。在语言发展历史上，方言又被称为“土语、土话、土白”；旧时也称作“乡音、乡谈、乡语”等。与此对立的民族共同语，在历史上则被称为“雅言、通语、普通话、官话”。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流通的广泛性与代表性上。由此须注意与订正的是，当初白话文运动的“白话”是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文言文而言，后来“白话”自身成为通用语以后，一跃而起，改变了曾为方言、土语的身份与地位。与此同时，方言、土白则与“白话”这种带有“官话”性质的通用语对立起来。曾被称为“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言这顶帽子也就自然落在土白、方言的头上。与土白相适应的是它往往给人一种土里土气的印象，作为下里巴人的语言，它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土白既然是文化程度较低的阶层的标志，便往往为上层人物与社会精英所不屑。但奇怪的是它得到了新月诗派这一精英群体的青睐，这是一次精神上的纽结与错位，也是时代潮流的偶然与必然，形成了新诗史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映成趣的诗学现象。

二、精英群体的体制输入与试验

新月诗派浮出历史的水面，经过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虽然它后来被誉为“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最长、诗人辈出、有鲜明艺术纲领，并在创作中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一个重要诗派。它活跃在年代和年代前期的诗坛上。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和一股文艺思潮，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现象”[1]，但是，关于新月诗派的各种评价，仍在争议中重叠着不断展开。仅就“土白入诗”与新月诗派而言，以下几点是相辅相成的。首先，从主体来看，新月诗人群是一个有着精英意识、绅士风情的精英群体。精英趣味、习气是长在骨子里头的。众所周知，与新月俱乐部、新月派略有歧义，新月诗派作为“诗”的派别创作活动，主要是《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开始起步的，随后又有《新月》《诗刊》助其成。除此之外，新月书店也出版过成员的诗集，受徐志摩委托、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亮相。他们主要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核心的一群诗人，如清华“四子”，以及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朱大、邵洵美、方玮德、林徽因、方令孺、陈梦家、卞之琳、沈从文等。成员大多有西式教育或欧美留学背景，精英意识较为突出。

其次，纵览当时新诗本身的发展状态，到新月诗派升起时，白话新诗已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胡适式的新诗逐渐凸现出它固有的缺陷，如很难摆脱外国译诗影响，重说理与描写、不重想像，词藻较为贫乏，诸如此类的毛病比较突出。怎样推进新诗的发展，新诗语言还有哪些选择？横亘在新月派诗人面前。朱自清对他们曾有过评价，不妨摘引如下：“他们（指《诗镌》时期的闻一多等新月诗人——引者注）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并说徐志摩是“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体制最多”[2]。正是延续了胡适式的尝试精神与勇气，新月诗派推动着新诗又缓缓向前流动。简言之，它是在“三美”主张下力求格律化的诗体试验，其中包括新诗语言的思考与尝试——土白入诗。土白入诗，作为“体制的输入与实验”之一环，在当时既有理论探索的指引，又有创作实践经验的支撑。关于这一点，徐志摩曾有一段相关背景的介绍：“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的事情做”；“我这生转上文学的路径是极兀突的一件事；我的出发是单独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直到最近我才发见这道上摸索的，不止我一个；旅伴实际上尽有，止是彼此不曾有机会携手。……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搏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3]。类似的回忆与记载，还可参看沈从文、闻一多等人的文章或带有纪念他们性质的同仁所著的各类文字。不过，这些文章主要聚焦于新诗“音节”，“土白入诗”包括在这一宏大的概念中。仅以《晨报副刊·诗镌》为例，它一共出版11期，共发表22位作者篇诗文，其中新诗83首，文20篇，译诗与英文诗各一首。其中新诗作品中就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蹇先艾等人的土白诗作品和理论讨论，尤其是饶孟侃的《新诗话·土白入诗》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4]。

饶文主要论述两个问题，一是主张土白能入诗的理由，一是讲土白在新诗里的成绩。对于前一个问题，即是土白能不能入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人怀疑，反对用土白作诗，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主张作诗应该有一定的词藻。支持土白入诗的饶孟侃，不但相信土白有入诗的可能，而且还相信土白诗在新诗里要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强调：“土白在新诗里有大发展的可能，并不是指新诗都应该用土白写，其实土白诗在新诗里将来至少也不过占一个小部分。不过它不至于和小诗一样，处于附庸的地位，它至多和别的新诗只该有体裁上的区别，我曾经屡次说到一种特殊的情绪应该有一种特殊的音节和体裁，才能够充分的把它的妙处表现出来。新诗里所以有时候定要引用土白，也即是因为有几种情绪，非土白诗不能表现。”其次，作者进一层，惟一的困难就是怎样去运用它，即如何“土白入诗”。“我们都知道言语并不是诗而承认言语中有诗，所以土白诗也最不容易运用，因为作诗到这种时候全要特别在诗句的组合上用功夫，他得用纯粹的土白去组合有节奏的诗句，一不小心马上就有露出破绽的危险。所以在新诗当中要算土白诗最难做，也即是因为一切都得作者自己去创造，去搜求，绝对不能假借描写来掩饰；所以要是一个作家能够用土白把诗写好，我们就可断定他是个真诗人，因为能写好土白诗，别的体裁当然更是不成问题。”在全文中，还举徐志摩的《一条金色的光痕》和闻一多的《天安门》为例进行有力论证。从《诗镌》上占相当比重的土白入诗作品，以及结合其它相关论文内容猜测，“土白入诗”在这一圈子中是一个热门话题，曾经引起过多次讨论，尝试的积极性也很高，虽然具体过程、讨论最终结果如何等等，则因缺乏原始资料而语焉不详，留下一些遗憾。既然土白入诗基本在圈子同仁内部之间达成共识，剩下的主要问题不是土白能否入诗的问题，而是怎样入诗的问题，怎样调用同仁各自的“土白”语言资源的问题。

至于土白诗能否像饶孟侃及新月派诗人所预言的那样，在新诗中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充任衡量一个是否是真诗人的标准，则似乎很难说清。它表明的只是，“土白入诗”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新诗语体尝试，一方面牵涉到如何掀动新诗语言的板结，如何通过人为的松动，寻求活的语言而走出这一不断丛生的困境，另一方面则与精英群体的平民化立场和人道主义有关。平民化是一种价值立场，在朱湘、饶孟侃、沈从文、蹇先艾等人的文章中均有论述。与此同时，在理论的背后更重要的则是创作实践中的诗语尝试，“土白”新诗创作取得的成就，才是检验“体制的输入与试验”的最佳平台。

三、土白入诗：两大系列与两个代表

新月诗派作者群围绕土白入诗，创作了一批个性鲜明、“土”味十足、地域文化浓郁的土白诗，在圈子内部中不断传阅，在交流中进一步筹划如何“土白入诗”。其中，包括两大系列的土白诗，即一是以诗人各自家乡的方言入诗所创作的土白诗，一是以北平土话入诗而产生的土白诗。两个代表诗人则是徐志摩与闻一多。

首先来看前一个系列的土白话。众所周知，新诗史上北平诗人层出不穷，人才辈出，但土生土长的北平诗人却并不多见，新月诗人群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可以套用一句话，叫“外在人在北平”。他们因青年时期长大成人后或求学或工作而较长时期内生活在当时的北平，而童年、青少年这一段是在各自家乡度过的。如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徐志摩是浙江海宁硖石人，蹇先艾是贵州遵义人，朱湘与刘梦苇为湖南人，饶孟侃是江西南昌人，林徽因为福建闽侯人，陈梦家为浙江上虞人……他们自小耳濡目染的是各自的方言环境，最熟悉的语言也是各自的家乡土话，虽然在长大后也能说一口带有各自口音的蓝青官话。因此方言因素是比较普遍的。其中，以“××土白”为副题的诗作有徐志摩的《一条金色的光痕》，蹇先艾的《回去！》。至于没有这样明确，但夹杂着方言词汇、表达方式的则更多一些，如徐志摩的《再休怪我的脸沉》《“拿回吧，劳驾，先生”》，蹇先艾的《江上》《家乡》《寄韵》，闻一多的《欺负着了》《比较》《春光》，饶孟侃的《天安门》，沈从文的《梦》……我们不妨先来看徐志摩的硖石方言诗《一条金色的光痕》，这是一首运用得非常圆熟、地道的土白诗，写的是一位贫苦妇人请求富户徐家太太捐资埋葬她邻居老妇的事。全诗40余行，诗中的语言源于当地一个贫苦老妇人之口，细碎、婉转、纯正。请看摘引下来的开头几行：

得罪那，问声点看，

我要来求见徐家格位太太，有点事体……

认真则，格位就是太太，真是老太婆哩，

眼睛赤花，连太太都勿认得哩！

是欧，太太，今朝特为打乡下来欧，

乌青青就出门；田里西北风来度来野欧，是欧，

……

从一入眼的用字与开篇的语气分析来看，此诗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海宁土味。具体地说，从用字看，其中“格位”即这位，“事体”为事情，“欧”和后文中“嗳”、“喔唷”等词为语助词，“乌青青”指天快亮时，“度”为大的意思。其中“格位”、“度”估计是记方音用的生造字。诗句句子均短、灵活，妇人的口气、神态、音调、节奏，全给带出来了。如果试着出声念这段诗，就会使你想起在徐志摩家乡所习见的妇人，其言行、举止都是贴切、传神的，用口语来写人，把人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沿着这几句诗，还有一些土白词语，如“我拉”“老阿太”“勿”“野”“伊拉”“大官官”“那介”“呒不”……其次，从语气来看，这是一位当地妇人的独白，其中夹杂叙述、对答，语气比较舒缓，人物心理随着施舍者一方而曲折着、变化着，力透纸背地刻画出一位有求于人而又能言会道的贫妇形象。

值得强调的是，全诗发表于年2月26日的《晨报副刊》，当时闻一多尚在美国，读诗会也未举办，实在是徐志摩独自尝试土白诗的开始。其次，此诗当时发表时有一段长序，全诗开头还有一节七行的官话交代，这一节交代本是与这节长长的土白诗体构成全诗，形成一种重奏，后来收入《志摩的诗》初版时也是照单全收。也许是土白诗运动兴起时，为突出土白诗，将第一节七行诗删除，其中包括吸纳饶孟侃、朱湘等人的批评意见。最终，《一条金色的光痕》定型为一首纯土白诗，并见于后来各种版本的志摩诗集之中。

徐志摩的土白诗尝试颇为大胆，也有某种建设性指引作用。《庐山石工歌》一诗也带有口录性质，由石工的劳动号子提炼而成，“浩唉、浩唉”声调的不断重复，复现了劳动的节奏与场面。与此同时，蹇先艾的《回去！》则是用贵州遵义土白写的，全诗一共六节，每节四行，开头两节是这样的：

哥哥，走，收拾铺盖赶紧回去！

这乱糟糟的年生做人才难！

想计设方跑起来稿些啥子？

我们不是因为活得不耐烦。

哥哥，你麻俐点儿来看画报：

哎！这一帕啦整得来多惨道！

男人们精打光的滋牙瓣齿，

女客们只剩下破裤子一条。

这首诗发表时后面还有方言词汇的“注”，一共八个，即“年生：年头；稿些啥子：做些什么；麻俐点儿：快些；一帕啦：一群人；亥：还；兜：都；争回：这次；不欠：不惦记”。其中以上两节诗占四个。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土白词语未曾作注，如“想计设方”、“滋牙瓣齿”等，据我看来大概是生造的，不过意思也还大体领会得到。与徐志摩《一条金色的光痕》相比，《回去！》的写法也是一样，主要通过方言土白词藻的大胆植入来体现土白韵味。两者都具有模拟性质，以仿效人物的口吻见长。后来蹇先艾很少用土白写诗，改成用土白写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乡土作家”之称。

除以上在全诗中为纯用土白作诗外，在新月诗人诗中夹杂各自家乡土白词汇的诗则更多，不过较难辨别。仅举两个土白词藻为例，如涉及到写“大雁”这一飞鸟时，不说大雁，或修饰性的秋雁、孤雁，而是说土白词汇“雁子”，如陈梦家的《雁子》一诗、沈祖牟的《孤零的歌》，闻一多的《“你指着太阳起誓”》中为“凫雁”（后选诗订正本改为官话词汇“寒雁”）；不说“星星”，而是说“星子”，如沈从文的《我欢喜你》、方玮德的《微弱》、陈梦家的《寄万里洞的亲人》中均可见到，——这应是南方方言中的习惯叫法。其中还可提一笔的是沈从文，由于他是湖南湘西人且有苗族血统，湘西苗语的一些土白说法与名称称谓也被他带到诗中，如在新诗中称月亮为“亮圆”；他还有土白民歌体新诗，主要是描绘湘西生活的，如以“镇筸土话”写的新诗就有《乡间的夏》《镇筸的歌》《初恋》《还愿》，以及用土白对歌体写的诗剧《春》，其中有些收集与创作来的土白山歌、谣曲，还被他纳入写湘西题材的小说、散文等作品中。

与新月诗人以各自家乡土语方言创作的新诗相比，他们以北平土话写的新诗则相对多一些。北平土白，是他们身在异乡——北平——工作生活接触最多的方言。由于北平是一故都，北方方言的重要据点之一，因此来自各方言区的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北平，在北平生活，能简单听说北平土白也很自然。其次，因为平时免不了和土生土长的底层北平人打交道，熟悉北平底层劳动者的语言与生活，这也构成了他们新诗语言的另一源泉。如徐志摩的《太平景象》《卡尔佛里》便是。下面来看徐志摩典型的北平土白诗——《残诗》的开头：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润，赶明儿，唉，

用北平土话写诗，也具有蓝青官话所不能替代的地方气息与特殊韵味，何况它写的是故宫的闭塞与荒芜。诗中既有北平话的方言表达句式，更有显著的土语词汇，如最为典型的儿化词、语气词。此外、《大帅》《谁知道》也是比较优秀的北平土白诗。与徐志摩一样，闻一多也创作了一批北平土白诗，如《飞毛腿》《罪过》《天安门》，它们全都收入他的代表性诗集《死水》。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飞毛腿》，它写的是北京一个爱幻想、有追求的“车夫”不幸因贫贱而投水而死的悲惨故事。开头几行这样的：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

《飞毛腿》采用北平土白体的形式，通过熟悉“飞毛腿”的一个北平人——也许是车夫的嘴，来写车夫的不幸遭遇。“飞毛腿”是拉洋车的无名小伙子的外号，暗示他的年轻、敏捷、强壮，是刚入城的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夫。但社会没有给他追求精神的自由，也没有给他养家糊口的生存空间，贫穷、困苦让他以及他的老婆年纪轻轻便死了。显然这是通过写一个底层劳动者的家庭悲剧，来寄寓诗人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与他的《天安门》一样，它是诗人通过“独白”的方式，记录北平普通民众的口语来写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从土话词汇来揣摩，带有后缀“儿”的词语也很多，全首诗不足14行，儿化词一共六个。此外，“别扭”“一死儿”“神儿”“且擦且不完”“嗐”等北平语词汇也强化了北平土白诗特有的京味儿。

从徐志摩、闻一多等代表诗人两大系列的土白诗来看，它主要特点是土语词汇的集中，以及当事人语气的模拟与实录。其次还可略为提及一下土音入韵现象，这关系到方言发音的问题，由于不是诵读，我们很难看出诗人当时完篇之后是怎样读的，但土音入韵在徐与闻的诗里都普遍存在。如朱湘对他们两位的酷评中均指出第一个大缺点是土音入韵。如闻一多“了”与“ao”为韵母的字协韵，“么”与“a”为韵母的字协韵，“的”与“i”为韵母的字协韵，“着”与“uo”字为韵母的字协韵；“洞”与“风”“精”与“庚”“美”与“在”通押，“河”“过”与“我”通押……这些在《红烛》与《死水》俯拾即是，尤其在《红烛》中更为普遍。再次，从口头语语法角度来看，新月派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土白中的习惯表达说法，如：

管包是拉了半天得半天歇着（闻一多《飞毛腿》）

我知道今日个不早了（闻一多《罪过》）

我说拉车的，这道儿哪儿能这么的黑！（徐志摩《谁知道》）

听炮声，这半天又该是我们的毁！（徐志摩《大帅》）

吓！你大襟上是血，可不？（饶孟侃《“三月十八”》）

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林徽因《旅途中》）

哪儿去，先生，要车不要？/不理我，谁也不理我！好，（卞之琳《酸梅汤》）

在那时你会将平日的端重减了一半，/亲嘴上我能恣肆不拘。（沈从文《悔》）

你镇日歌舞着无昼无夜！（朱大《逐客》）

……

这样一些具有方言习惯说法的诗句，在土白入诗的掩护下，频频见诸于新月诗人的笔下，仔细琢磨感觉到有点拗口，但它们在口头语中实际存在，很难割弃掉。自然，这也是土白入诗的一种呈现。

此外，整体来看，新月诗人的土白入诗尝试，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通过人物的独白、对白、旁白等方式与口吻来完成，这在上面的分析中也零星涉及到。土白诗与“口语”写诗是分不开的，这样使人觉得是采自真人真话，生动传神，有现实生活作底子。另一方面，土白入诗的写作路子是跟着口头语走，往往与鲜活的、丰富的生活并行着，具有流动不居的特点。不论是闻一多的《天安门》《飞毛腿》《罪过》，还是徐志摩的《大帅》《这年头活着不易》，还是饶孟侃的《天安门》，杨子惠的《“回来了”》等诗，也几乎采取这一模式。正如其中一位后起之秀所回忆的那样：“总喜欢表达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同时，始终是以口语为主，适当吸收了欧化句法和文言遣词”[5]。这与新月诗人的戏剧化诗歌方式也有关系，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四、尘埃落定：评价与走向

新月诗人采取“土白入诗”方式写作的土白诗，在当时整个圈子内部受到普遍重视，也得到了诗界积极、正面的评价。首先，这种声音来自新月同仁内部。朱湘把这一类诗归入“平民风格的诗”，这些诗有两点特别的地方，即“一是取材平民的生活，一是采用土白的文体。”并辩证地认为：“拿土白来作诗，不过表面上的一时新鲜，作得多了，要是诗中的本质很稀薄，那时候也就惹人厌。但是拿土白作诗，或作文，却另外有一方面可以充分发展，这便是某一种土白中有些说话的方法特别有趣，有些词语极为美丽，极为精警，极为新颖，是别种土白或官话中所无的，这些文法的结构同词语便是文人极好的材料，可以拿来建造起佳妙的作品”[6]卞之琳则认为志摩的诗“用现代汉语，特别是以口语入诗，都能吐出`活’的，干脆利落的声调，很少以喜闻乐见为名，行陈词滥调之实。”[7]对于闻一多的北平土白诗，饶孟侃认为“是土白诗又更进一层做到了音节完善的境界。这首诗发表以后不但一般读者没有认识它，忽略了它的好处，而且作者为这首诗还挨了一个大诗人的骂，真是冤枉”[4]。

这上面的评论，是对徐志摩与闻一多运用土白写诗的评论，其实，这一些评论似乎可以视为对新月诗人尝试土白入诗的评论。评论者从优劣两方面展开对土白诗的追踪与描述，在今天也还管用。如何评价新月诗人数量不多，但达到的艺术水准很高这一现象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首先，土白入诗与口语化紧密相连，与诗人追寻活的嘴巴上的语言密不可分。土白诗概念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xhtty6677.com/lyyj/231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