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庐山_庐山旅游 >> 旅游游记 >> 崇文的余干人崇文，赢得余干发展的先机
首先，我们要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崇文”？崇文一词最早出现在《魏书·高祖纪下》：“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於习武之方，犹为未尽。”崇文指崇尚文治，即崇尚以文教礼乐治民之意。也就是说，崇文，首先是表现为统治者施政的一种理念，然后才引伸为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崇尚文化、崇尚文明。远古时期的余干人崇尚文治吗？曾任饶州知府的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在他的《答赵元昊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小国无文治而有武功，祸莫大焉！”就像是专门为不崇文的余干远古文明史而总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不崇文，古干国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年，在我县黄金埠中学平整操场时出土了一尊铜甗，上有铭文篆书“雁监作宝尊彝”6字。据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考证：“此甗据花纹、形制与铭文字体看来，乃西周初期之器。”从而掀开了古老干国的神秘面纱。据原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年3月更名中南民族大学）刘美崧教授考证：“干越是南方古代越族的一支，它和‘于越’有别，曾活动于荆楚吴越之间的滨湖地区，在西周时期曾建立起方国，简称干国，其统治中心在赣东北的余干一带”。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的黄现璠教授在他的著作《壮族通史》中也说：“早在西周时期，干越首领建立方国，主要活动于今安徽、江西及江苏相邻地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也证实：“西周初年，古余汗地区有一非姬姓的方国”。也就是说，早在西周时期古余干地区曾建立过方国（干国），史学界是已有定论的。
那么这个干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的管辖范围大致为：东至今浙江龙游县的越国过境；西至今江西德安、修水县，也就是原修水流域的艾国边境；北至今安徽贵池、潜山等旧楚边界；南至今福建建阳一带。纵横千里，声震华厦，与周朝并存了四百多年。
在《竹书纪年》中有“（西周）成王二十四年，干越来宾”的记载，在《周书》中有“干越献舟”的记载，在董楚平、金永平编著的《吴越文化志》第页写道：“现存中华文物中有两柄青铜剑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台北王振华古越阁藏。剑格反面铭8字，一侧“之唯用剑”，另一侧“余邗工利”。“之唯用剑”犹云专用之剑。古字“邗”与“干”同。“余邗工利”4字说明这柄剑是余干地方名字叫“利”的工匠制造的。其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此为断残剑格。一面剩“戉州句”3字，另一面剩“余邗工利”4字；这4字与其一相同。说明剑是余干工匠为越王州句制造。”从这些文献和文物中我们不难发现，干国人善于造船、善于铸剑，是个典型的“有武功”的方国。由于干国与句吴为邻，干人又生性骠悍，桀骜不训，被吴王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就发生了吴、干之战。如《管子·小问》所载：“昔者吴干战，未龇，不得入军门，国子摘其齿，遂入，为干国多。”干虽勇猛，终不敌吴，战斗结果，以吴灭干而告终。
那么干国为什么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迅速消亡呢？这与干国君主重武功，“无文治”，不珍惜有韬略的贤臣有关。据《韩非子·难二》记载：“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君与无臣也。”蹇叔时称贤臣，干国君主不用他而亡国。所以，蹇叔只能在干亡国后到秦国任上大夫，帮助秦穆公成就了一番霸业。
朋友们可能会问，这个蹇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就会明白。蹇叔是宋国铚邑人，也就是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人，有贤名。公元前年，秦穆公想袭击郑国，他加以谏阻，认为长途偷袭，军队容易疲劳，郑国也会有所准备，穆公不听，仍派孟明视东征。这时蹇叔的儿子也在队伍中，他哭泣着给儿子送行，断言秦军定会在崤山被晋国的军队所打败。结果，当秦军行军至现在的河南偃师东南时，发现郑国已有防备，就立马回头，果然在折返到崤山的途中被晋国的军队所伏击，主帅被俘，全军覆没，秦穆公是深悔不听其言。
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发现：像蹇叔这样的贤臣能到干国来，本身就证明了干国当时就是一支很有潜力的“绩优股”。如果干国是个崇尚文治的国家，就一定会广纳像蹇叔这样难得的人才；如果干国尊重人才并很好地使用人才，那么吴干之战中胜出的一方就可能是干国，那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历史就有可能改写，那么干国就不至于沦落到社会政治结构不明、历史上这个国家似有似无的惨象。好在干越子民是群优秀的子民，深刻铭记着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忍辱负重，崇文尚义，发奋图强，从而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二、崇文，挺直了余干人自豪的脊梁 古余干地区的崇文之风，始于汉唐，兴盛于宋，灿烂于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秦汉时期以家学为主，像西汉长沙王吴芮、东汉余汗侯陈靖、族亭侯张遐等，都是家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属凤毛麟角。而余干官学始于唐太宗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年，在县城琵琶洲建立孔庙，内设学宫，才有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崇文重儒，遂成风尚。
1、崇文，崇出了唐代“一门五进士” 何谓“一门五进士”呢？这里的“一门”，是指余干进士第一人、唐代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余懃一家。继余懃于唐中宗神龙年间考中进士之后，他的儿子余盈、孙子余播、曾孙余再兴、玄孙余浈相继考中进士。这在全县反映非常强烈，才真正掀起了余干的崇文之风。特别到了晚唐时期，李德裕出任余干县令时，出现了“闲野无遗地，弦诵比屋”的可喜局面，李德裕是谁呀？他是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后来还两次担任宰相。“弦诵比屋”，生动地再现了余干坊间琴声与读书声此起彼伏、比比皆是之情形。
2、崇文，崇出了宋代“一朝三宰相” 宋代，全国理学名家57位，其中余干籍的就有赵汝愚、赵汝靓、柴元裕、柴中行、曹建、刘伯正、饶鲁七人，特别是他们兴办书院，宣传理学和教化，传播文化，培养人才，培育了余干的文风，为朝廷输送了多名进士，其中有何涣、赵汝愚、李谨思三位状元，更有赵汝愚、刘泌、刘伯正等三位治国安邦的宰相级人物，时有“文化甲江右”之誉。 北宋徽宗崇宁二年，也就是公元年，余干兴设了小学，县学生选升为州学生，不仅官学盛行，而且在南宋名相赵汝愚的大力倡导下，书院文化作为县学教育的重要补充，也在这片红土地上蓬勃发展。赵忠定公汝愚为宗室名臣，丰功鲠节，载在史册，是整个两宋时期唯一的宗室宰相，其弟汝靓于淳熙五年，也就是公元8年在东山岭羊角峰创办“东山书院”，曾延朱子讲学其家。朱熹在此一边讲学，一边注《离骚》，使东山书院名声大振，成了除白鹿洞书院之外江西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是理学名儒游学和教化弟子的重要阵地。另外，比较有名的书院还有柴元裕建于——年间的松冈书院、柴中行建于——年间的南溪书院、饶鲁建于年的石洞书院、彭震建于——年的龙泉书院、赵崇宪淳佑年间（——）在琵琶洲辟建的忠定书院、李伯玉建于——年间的斛峰书院、李宏建于——年的团湖书院、史泳建于——年间的水东书院等，讲学者名师云集，求学者络绎不绝。“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成为当时余干人崇文的生动写照。宋仁宗时，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写道：“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余干人甚至将小儿置于大吊篮，吊于树林之中，“绝其视听”，使其专心读书，崇文之风进入鼎盛时期。
3、崇文，崇出了元代江西理学之源 到了元代，余干崇文之风虽然有所减弱，但在全国仍然很有影响。不但石洞、南溪等书院相继由私学升格为官学，而且产生了像胡志仁这样的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理学大家饶鲁的二传弟子、抚州崇仁人吴澄，成为了元代“国之名儒”，深深地影响着元代理学的发展。正如原上饶师院副院长、历史学教授吴长庚先生在他主编的《朱熹与江西理学》第页所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元代人的理学实为江西人的理学；而江西人的理学，又实为余干人的理学。由此我们反观朱子理学在南鄱阳湖的传播，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皆因余干实际上已经成为由宋到元理学输出的起点站，而这个站台的调度者便是饶鲁。”由此可见，余干崇文之风仍在继续发展。
4、崇文，崇出了明代青史流芳的“余干之学” 我之所以说余干崇文之风灿烂于明代，首先是因为这时学校、书院大增，邑人读书之风更盛。自洪武八年，也就是年正月起，全县各乡社设置了社学。并且，上余干的石洞、南溪等书院不但继续发展，还新增了胡居仁所建的礼吾书舍、丽泽堂、南谷书院和碧峰书院；中余干不但恢复了东山书院，还于世宗嘉靖六年在县城元明观侧设立了官办小学；下余干则创办了洪崖书院。这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形成了明代余干人“喜儒以名节相交”的良好社会风尚。
更重要的是，明代余干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理学传播阵地，产生了像胡居仁、张吉这样的著名理学家，尤其是胡居仁和他兴起的“余干之学”，名闻当时，影响后世，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学派。
胡居仁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他字叔心，号敬斋，是我县梅港乡大山底村人，生于公元年，卒于公元年，享年51岁。他终身布衣，却两度主持全国顶尖的庐山白鹿洞书院，是明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性情笃厚，品德高尚，淡泊自处，自甘寂寞，远离官场，绝意仕进，致力教育二十余年，“奋斗圣贤之学”，成为明代“道学”学者之典范，以其正直及道德修养受到晚明儒家学者的尊崇。胡居仁与薛瑄、陈献章、王阳明成为有明一代从祀孔庙的四位大儒。他书斋的对联“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曾经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曾化用他的对联写过一幅自勉联贴在湘潭师范的床头，文曰：“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他的“学以为已，勿求人知”的教学理念，更体现了现代教育的非功利思想，与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一脉相承，足见其学术思想及人格魅力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那么什么是“余干之学”呢？最早提出“余干之学”这个学派名称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康斋集提要》。“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励。其及门弟子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中国理学大辞典》则称其为“余干学派”，是“以明哲学家胡居仁为代表的学派，因胡居仁为江西余干人，故称。”
年六月，胡居仁离职白鹿洞书院以后，便与友人娄谅、胡九韶、罗伦、张元祯等学者倡讲程朱学术，经常集会于我县梅港应天寺和弋阳龟峰，并在应天寺共创讲会，聚集门徒，对学术问题展开争辩与探索，从而形成了一个共同以程朱为号召的学术圈，史称“余干之学”。如果说“鹅湖之会”首开南宋书院会讲之先河的话，那么“余干之学”则开启了明代书院讲会制度之先河。两者在中国理学史和教育史上有着同等之地位。今年是胡居仁他老人家诞辰周年、逝世周年、从祀孔庙周年，也是“余干之学”形成周年，非常值得纪念。 纵观余干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崇尚文治，还是崇尚文化、崇尚文明，崇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大批贤能。而这些贤能之士，要么隐于朝野，修身、齐家；要么踏上仕途，治国、平天下。他们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历史的进程，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唐宋至元明，作为余干人是非常骄傲的，不但文教发达，余干士子春风得意，各府各县以能请到余干人讲学为荣，而且余干的经济也高度发达。正如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所言：“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按现在的黄金市场价每克元计算，一百两黄金的价格在万元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生活在宋朝时期的余干人，家有万的还算不上富人，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准。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崇文，赢得了余干发展的先机，挺直了余干人自豪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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