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翰、李屏南：评说历史人物的光辉范例——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一周年

刊载于：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作出了全面的公正的科学的评说。它合情合理，折服人心。在如何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创添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一

评说杰出人物的千秋功罪，这是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有文字的历史以来，人们的一项历史活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这样的评说史。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也是一种评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前期革命家如魏特林、布朗墓、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也都一一进行过评说。可见，评说是历史的传统，是历史的要求。因为偏见而企图压制评说的任何行为，尽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都徒劳无益。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活动尤其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同志开始议论纷纷。在这些议论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在这利，情况下，历史迫切要求我们党进行合乎实际的评说，以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情况，如果那时不打破个人迷信，开始对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和思想运用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评说，那么，“两个凡是”的观点能动摇吗？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后来能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吗？显然不能。党中央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人民的期望，集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智慧，经过上上下下、党内党外、反反复复达数次之多，博采众长，终于写出了这一光辉的文献——《决议》。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评说是必要的、及时的和科学的。其作用和影响，现在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它长远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更是现在所难以估量。的。那种以为毛泽东同志是全党的伟大领袖就不可以评说的看法，是英雄史观在要不要评说历史人物问题上的一种流露。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认为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但是经验教训是可以再现的正确地泣、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可以使错误避免重犯，使历史加速进程。列宁说，历史衬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一说的所以马克忽主义者总是很重视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谆谆告一诫人们要注意认真总结，一个人是如此，一项工作是如此，一个政党是如此，一个领袖也是如此。这种总结，不是追究某个人的过去，而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现在和将来。毛i爷东同志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把前人的经验教训吸取到底，在晚期背离了他先前的正确论断，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就拿他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骄傲自满这个问题来说，他就在于在崇拜狂热的历史条件下，几重犯了斯大林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休的错误。今天，我们郑重地来评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是为了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进一步加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并加以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期，华国锋同志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由于没有评说一毛译东同志的错误及其原因，因而无法明了和吸取由于个人崇拜而一导致犯严重错误的历史教训。现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严禁任何捧场，这除了他们的个人修养以外，与我们认真评说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从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没有关系。可见，对领袖人物进行科学的评说，只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兴旺发达，给后来者带来宝贵财富。

从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来看，历史也表明人民是主人，领袖是公仆，主人评说公仆的功过是非，完全理所应当。列宁曾经这样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1）这里，列宁虽然是针对政党说的，但是，它正好说明了领袖、政党同阶级、群众的关系以及对待错误所应抱的态度。我们党之所以公开批评领袖的错误，就在于要把领袖摆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建立起民主权威。但是，这种评说，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进行。

二

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的功过，究竟以什么尺度来判断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评说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也必须以历史实践为基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中，凡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促进和推功了历史的进程的活动，就是功，反则就是过。《决议》正是根据这个标准，恰如其份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功过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决议》）

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公正的历史结论，首先一条，就是要去掉主观片面性。所谓片面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夸大他的功劳，即全盘肯定，一种是夸大他的错误，即全盘否定。前一种片而性必然导致把领袖神化，后一种片而性必然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两者都是“夸大”，但都离开了客观实际，走向了两个极端，成了反科学反历史的评说。

毛泽东同志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这是事实。但是，持全盘否定或过多否定的人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且是次要的一面，对其功绩的主要一面，却视而不见，这样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和轻薄。毛泽东同志的功与过，无论是从时间的长短，还是从历史上的地位等方面来比，都是远远不可平衡的，更不能以过销功，而应当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一是要看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二是要看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局限性，因此，不可苛求。一切事物一方面存在于一个确定了的世界里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的理由，应当根据确定了的历史条件来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它们又存在于一个发展着的世界里面，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它们逐渐成为不合理的，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而为新的东西所取代，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来予以评价。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墓本要求。正是基于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站在时代的高峰，回顾过去，展望现在和未来。总之，评说历史人物一定要坚持辩证法。

第二，要客观地反映历史，就要反对感情川事。所谓感情用事，也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所谓朴素的感情出发，对毛泽东同志由尊敬和爱戴发展到夸大其个人作用，以至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一种是从自己的个人情绪出发，对毛泽东同志采取不公正的态度。

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谈谈所谓“朴素感情”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领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有纯真的敬爱之意，是可贵的，也是必需的。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如呆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见，这种敬意和感情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何等的重要，何况这里谈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哩!但是，一个人光停留在这种敬意和感情上，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学习科学知识，不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而只是陶醉于一味的歌颂和虔诚上，那么，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还可能出现这样的异化，即导致个人崇拜。作为人民群众从个人翻身得解放的亲身感受出发，对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无疑是正当的，没有才是奇怪的。尽管它也有如前所说的有异化的可能性，需要继续升华，但毕竟还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利害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时的失误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许别人提出异议，并且还在那里对今天的大好形势嘀嘀咕咕，那么，这种感情就很值得非议。如果说，你的感情真正是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今天的党中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带来了“中兴”，广大人民从心底里拥护，而你为什么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可见，你那个感情是有问题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感情，就是要对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负责。对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真正爱戴，应该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不管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不管是在颂扬的思潮中，还是在否定的逆流中，都一样的坚贞不渝；二是指对待领袖人物的功过必须实事求是，不讲违心的话，不讲昧良心的话，功劳要讲够，错误也不掩饰，尤其是对犯错误的原因要分析透，以为后车之鉴。通常来说，人们很注重前一种爱戴，固然那是重要的，但是，就其对革命的指导意义来说，后一种可以说更重要了。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倾向，有的人在过去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失误中蒙冤受屈，因此，在评说中往往难以排除感情的纷扰，对历史的错误看得过重，以致不能作出公正的评说。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他的一生，1司我们党和我国革命的历史分不开，所以，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看待我们党的历虹不日我国苹命的历史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发展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来说，必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一事当前，要以大局为重，要以祖国一长远利益为重。凡是带着个人情绪来评说领袖人物功过的，必失之偏颇，甚至可能异化到敌对情绪方面去。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三，既然领袖人物的功过是个客观存在，所以，在评说中，还要注意到客观历史的复杂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界上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的，一个问题的本来而貌往往可能掩藏在扑朔离迷的现象之中，有的当时即能显露出来，有的经过的时间和空间可能要长一沪点。所以，《决议》对历史问题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对不能定论的问题采取暂时回避、留待进一步实践的办法，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三

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价呢？唯物史观同英雄史观一直是存在着斗争的。《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同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划清了界限。

唯物主义历史观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的发展是社会规律内部运动的一种必然。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丝毫也不排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2）如果认为只要社会发展的经济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会自然而然地取得政权，那是错误的。客观条件成熟了，如果主观条件不具备，没有一个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没有几个几十个杰出的领袖人物来挂帅，那么，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印度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同印度国情相近的中国却不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匡}送来了马列主义；而恰在这时，在中国又相继涌现了一批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那样杰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农运动，创建了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一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胜利奠定了基础。特另jl是在后来的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等同志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的。历史清晰地显示：每当排除了毛i圣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革命就受挫折；而一当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革命就胜利发展。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说的：“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3）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对历史的前进或延缓起重要作用，这是一肖定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个人的作用决不能夸大到超阶级、超政党、超历史的地步。“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个人只有在社会上占有为此所需的地位的时候，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才能”（4）。就革命来说，如果把胜利仅仅归结于某一个人的功劳，这就把真理夸大到了荒谬的地步。因为，“句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5）“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6）无产阶级革命终归要胜利，这是由人类让会的客观矛盾所决定了的，并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普列汉诺友说得好假免他（指罗伯斯比尔——笔者注）年1月27间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了，那么当时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替他，这个在人物也许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他，但事变进程毕竟还是会按照罗伯斯比尔在世时所走的那种方向发展下去的。”（7）正是这个道理，我们也认为把一个历史人物说成是“超前绝后”、“无与伦比”的人物，也似不妥。当然，，扛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但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要求和评判标准，进行简单的比较是不科学的。例如有人问：岳飞和关羽比，哪个武艺高强？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三岁小孩提出来的问题。所以，要说“超前”，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前迸了，生产力发达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越来越高了，新的一代总是要比前人高明一些（这种高明一定是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这也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就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此其一。其二，即使就同时代人相比，也不能绝对化，而只能就某种情况、某个阶段、某个时期、某些方面或者就总的方而相比较而言；而且还要看到造成这个人比同时代人突出的社会原因，“社会要有一个坚毅的军事统治者这种需要一旦满足，社会组织就堵住了其余一切有才能的军人成为军事统治者的途径，于是这种组织的力量就成了阻碍其余的这类有刁`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由此就有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错觉发生。一般人未免过份夸大了拿破仑个人的力量，因为他们竞把提出和支持了这种力量的全部社会力量通统归到他一个人份下去了。由是大家就觉得拿破仑个人的力量是唯一无二的力量，因为所有其余与他相类似的力量都没有由可能变成现实。而当人们听说假如没有拿破仑情形就会不知怎样的时候，人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8）所以，严格地说，“无与伦比”的提法也不科学。如果在理论_匕承认这种提法的合理性，那么就会给林彪的所谓“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史观重新提供赖以寄生和复辟的庇护所。

总之，如何恰如其份地评说杰出领袖人物的功劳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决议》作出的第一个贡献。

《决议》的第二个功绩就是回答了如何评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毋庸忌讳，杰出人物不管如何高明，他一生的活动也必然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时时正确，习川仁正确，永远正确，绝对正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们抗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犯了错误改正得快一些（9）。

当然，一个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地说，客观原因所造成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主观原因造成的错误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现象，这主要是才旨由于认识所造成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的，判断失误却仍然可以存在。年3月25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况。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痕迹。”（10）还有一种是特殊原因所造成的错误，这主要是指由于个人修养、一时的情绪冲动等偶然原因所导致的错误。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恩格斯就承认自己犯过这样的错误，他说：“在这个问题土，再没有什么比冒失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已经有了千百次的亲身休验。”（11）普列汉诺失在谈到由于法国路易十五的儒弱性格和好色成性，使得宠妃彭帕杜尔夫人在缔结不利于法国的法奥联盟以及七年战争的不利结局中的作用时说：假如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点，或者他不是那样厉害地屈服于他那个宠妃的影响，或者假如他这位宠妃没有干预政事，那末事变的结果也许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的（12）。显然，这种现象不能只用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而只能属于历史的偶然现象。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这种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不仅如此，而且“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而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3）

但是，就总的来讲，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说历史进程都包含着偶然性成分，但不是绝对的，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这利，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14）“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大客气。”（15）因此，我们在评说中，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偶然性因素，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还是要从客观社会环境中去找。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16）“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7）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看到历史过程中除了经济状况这个决定性的因素以外，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决定历史进程的就是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第二，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鼠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因此，我们在分析历史事变和历史人物时，决不如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那样容易。（18）我们分析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时也应当是如此。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初的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但是，后来却变成了一场严重的内乱，这是他开始所未料到的。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只是毛泽东同志单个的意志，其中包括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人的意志，也有许多天真烂漫、推波助澜的人的意志，等等。毛泽东同志处于各种力量交叉的合力之中，以至于他自己都无法收拾，只能依靠他的战友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一代人，在他逝世以后来纠正，这就很说明问题。因此，我们现在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不能把犯错误的责任仅仅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不然的话，一是不公正；二是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一个人，仿佛在过去的历史上，这个人就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没有任何支持和反对的力量存在，整个阶级、整个政党、整个领袖集团中的其他成员都是无所作为，只是错误和灾难的消极的承受者。这样来看待历史，实际上又是一种英雄史观的翻版。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领袖人物的功与过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正确的东西是长久起作用的，而错误仅仅是暂时起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正确的东西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它对于社会的促进作用，是会永远被刻在历史的丰碑上的，不管时过多久，历史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他所留下的正确理论，是长期起指导作用的。而错误的东西虽一时程度不同地千扰了历史的进程，但是，不管如何，都不可能阻挡住历史的发展；而且，“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19）。当然，还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因为错误难免、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就采取消极的态度。如果这样，那么，本来可以避免或者控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中的错误，就会酿成大错、全局性的错误或较长时期的错误。历史的长河虽然象黄河一样九曲十八弯地前进，但是，少一个曲，少一个弯，总不是历史所厌弃的。马克思主义是承认历史的主动性的，而英雄史观却把历史看成是一两个或少部分人任意拨弄的玩物，任其自然，消极应付。这是极其错误的。《决议》不仅突出地反映了第一方面的道理，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而且另一个方面的意思也反映了，即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对文化革命中一系列错误的抵制和纠正。这样就科学地辩证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把毛泽东等先辈们开创的无产阶级事业推向前进，在新的历史进军中，也一定能涌现出新的伟大人物。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要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历史一定要作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页

（2）《列宁选集》第1卷第31页。

（3）（6）（10）（11）（13）（16）（17）（18）（19）《马恩选集》第4卷第一、、、、、、一、一、页。

（4）（7）（8）（12）（14）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5）《马恩选集》第1卷第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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