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将和大家一起走进盛唐诗人高适的人生，

感受这位伟大的边塞诗人，

波澜壮阔的人生。

总觉着，当文字出现在了一个人的笔下，便多少沾染了这个人的性情和气息。人婉约，文字也婉约；人豪放，文字亦豪放。所以，一直以来，我习惯了在文字里感受一个人。比如，对于高适。读他的诗，足以令人读出其人的侠气与豪迈，读出其人的品性与胸襟。

在正式进入高适波澜壮阔的人生旅途前，不妨先来读读《旧唐书·高适传》中的一句话：“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这段话，意指，唐朝是中国诗坛的顶峰，但大诗人官居高位者却不多，唯有高适。

高适晚年，官至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漫谈了这么多诗人的生平，虽然个个才华横溢满怀抱负，却终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导致结局不是令人黯然，就是令人悲凉，倒是高适终以诗人之身，成就了军功报国的理想，令身为写者的我心中也不觉添得十分快慰。

高适也并非生来就是平顺的，与唐代众多的知名诗人相比，高适的成名之路也走得艰辛。

再读旧唐书的另一段：“高适者，渤海蓚人（河北沧州景县）也。少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自给。”

少家贫。儿时的高适，首先面对的是生存的艰辛。生与活，其实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当人遭遇冷酷的现实环境时，你得先考虑如何生下去，保证了生的前提，才能再考虑活的问题。如何活，怎么活？这里面学问就大了，混日子是活，诗情画意是活，施展雄伟抱负也是活。说到底，一句话，活的学问，活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思想。

面对冷酷的现实，高适明白首先得解决生存的问题。于是，他一度当过乞丐，也曾做过赌徒，这都是他在面临生存问题时不得已的选择。他毕竟是有志向有抱负，即便是做赌徒，倒也做的别具一格。首先他的赌技甚佳，运气甚好，其次他的赌品甚好，为人侠骨丹心，更兼他有卓越的才华与见识，绝非池中之物。所以即便沦为赌徒，却也做的令人不敢轻视。

他一边认真赌博，一边认真读书，一边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居然毫不违和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一步一步努力靠近。

之前漫谈初唐诗人时曾说过，唐代是科举的天下，科举拼的是人脉关系。任你如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初出道前，不被人所识前，就得学会带着自己的作品，奔走于达官显贵的门庭，得低得下头，拉得下脸。如若拉不下那个脸面，只有失败告终。高适是一个极具风骨的人，他向往功名，更注重脸面，是绝不愿意低三下气拜门求人的人。于是，二十岁，高适直接仗剑来到长安参加科考，结果当然名落孙山。落榜的原因，除了不愿从俗缺少人脉关系，另一方面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曾说过，由于高适瞧不起常规的考试，不喜欢诵读经史，文走偏锋，以致出师不利。

落榜后的高适客游于梁（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之间，“渔樵十二年，种瓜漆园里，凿井卢门边”，继续着他困顿的生活。科举虽然失利，却并没有轻易磨灭掉高适的志气，他一边继续埋头读书，一边交游，依旧满怀信心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

开元十八年（年），契丹背叛唐朝，唐玄宗下诏征讨。高适于第二年北上蓟门，奔赴边塞，面对壮丽的山川和紧张的战局，他写下了《淇上酬薛据兼寄郭微》

“北上登蓟门，

茫茫见沙漠。

倚剑对风尘，

慨然思卫霍。”

心中豪情，万千志向，毫不掩饰地流露诗中。他想像汉代大将卫青、霍去病那样在边塞立功封侯。为了实现心中梦想，高适投奔到当时负责驻防蓟门的信安王李祎的帐下，递上了《信安王幕府诗》，表达了自己入幕从戎的强烈愿望，可惜李祎并没有把这个年轻人当回事。致使高适在边塞游走两年后，终因“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无奈地结束了这次行程。

游走长安未果，投军边塞不成，高适不得不回到现实中，重走他的科举入仕之路。结果还是无一中第。之前我们说过，科举拼的是人脉关系，任你如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没有一位在朝廷说得上话的人举荐你，都属白费心思。何况，在唐玄宗后期，杨国忠和李林甫弄权，把持朝政，小人行径可谓做尽。尤其那个李林甫，尤其嫉恨因为文学才能而得到封赏进官的士人。历史上，天宝六年（年）的科考由李林甫担任主考官，就发生过一件最荒唐的事。那次科考居然没有一个被录取。对此李林甫居然还上表向唐玄宗表示祝贺：“天下贤士都在为国报效而没有遗漏，这是多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啊！连尧舜明君都不能如此明察秋毫吧！”就在这次落榜的人中，高适、杜甫、元结等一批名闻后世的诗人都在其内。

有才而不得用，有抱负而不得赏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人生挫折，即便内心再强大的人也会难以抑制的郁闷了。高适只能借助笔下诗抒发不遇的悲慨，发泄愤懑的情绪。

“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

《古大梁行》

“斗酒相留醉复醒，悲歌数年泪如雨。”

《送蔡山人》

但是，即便是此刻，字里行间虽然满怀苍凉，豪迈的志向依旧充溢在诗人的心中。我们可以从那首流传千古的《别董大二首（其一）》窥见一斑：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首诗是当年一样郁郁不得志的琴师董庭兰颓然离开长安时，高适为他送行所作。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一番慷慨激昂既是写给失意的董庭兰的，也是写给信念不泯抱负不屈的自己的。

果然，“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天宝八年（年），诗名远播的高适得到了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宋州刺史张九皋的赏识，在他的推荐下，高适参加了考试，终于中第，授了封丘县尉的小职务。这一年，高适已年近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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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中第，好不容易得来一个职务，却没有让高适感受到半点快意，相反高适合感觉到极端的不适应，一首《封丘县》足以道明他当时的心境：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徊。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想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于一个无所谓尊严，无所谓抱负，庸碌无为混吃混喝的人，或许还是个理想岗位，但是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却无异于屈辱。试问，一个心怀大江之人，怎能甘心只做小溪默默流淌。于是，尽管是千辛万苦，才得来了这个小官职，但是时过三年，高适毅然的辞掉了这个令他憋屈的小官，为心中的宏伟的梦想重新奔波起来。

确切的说，高适的命运是在天宝十一年（年）发生转机的。当时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唐朝名将哥舒翰闻听了高适大名，特别中意，盛情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掌管文书工作。虽然这样的恩遇对于高适还是显得有些委屈，但哥舒翰乃唐朝一代名将，靠近了他，便是与高适向往的军旅生活更近一步。事实上，几经坎坷，高适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高适的人生之路也从那一时得以峰回路转。

能够投身军旅，高适的心中顿时掀起万丈豪情，雄心勃发。“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送李侍御赴安西》）”“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

天宝十四年（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下诏哥舒翰讨伐叛军，同时命高适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哥舒翰制定的军事策略，原本是避敌锋芒，坚守潼关，然而宰相杨国忠却一直怂恿唐玄宗，让他下诏命哥舒翰出关迎敌。哥舒翰被逼无奈，“恸哭出关”，最终兵败被俘，变节投敌。因为潼关失守，唐玄宗只得被迫出走四川。

危难之时，穷节乃见，身在乱军中的高适没有被功名利禄所引诱，他冒死抄小路星夜兼程，追上了唐玄宗。此时，大臣们对哥舒翰是一片谩骂，高适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站出来说：“哥舒翰一生忠义，因为生病使他不能明断，才导致失败。监军李大宜不关心军务大事，每天以歌舞娱乐，此外士兵每天吃粗糙的饭食，尚且不能吃饱，要求这样的军队去拼死作战，失败当然就是很自然的事。我多次向宰相杨国忠说到这些事，他不肯听。所以陛下有今天的西行逃难，不值得深以为耻。”那一刻的唐玄宗不仅认同他的说法，随擢升高适为谏议大夫。

高适不仅是有胸襟，有抱负，有品德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当初为了尽快平息安史之乱，有人建议唐玄宗分封诸王到各地，授予军事权力。高适曾激烈反对，言明要害：“诸王分镇各地，很容易出现割据的局面，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可惜唐玄宗不曾听进，导致高适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这一事件充满说明高适审时度势的过人之处。

天宝十五年（年），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果然叛乱，图谋割据东南。当时唐玄宗已退位，新上任的唐肃宗李亨听说了高适的劝谏，便召他谋划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高适冷静地分析了江东的形势，结论是永王必败。他的话让唐肃宗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让他兼任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主持平定江淮叛乱。事实证明了高适的预见，面对朝廷的讨伐，永王很快就土崩瓦解，兵败被杀。因为这场功劳，高适受到唐肃宗的重用，威望与日俱增。

高适读书，不重儒术，更偏爱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很以经世济民的才干抱负。担任谏议大夫后的高适，务实而直言谏议，丝毫不给人留情面。如此说话过直，不留情面，用半个脑袋都能想象出，高适迟早一日会因为得罪小人而遭到排挤。比如说权臣李辅国，在唐肃宗面前大进谗言，终于使得高适被降职，离开了中央政府。

时势造英雄，乱世倒也成就高适。乾元二年（年），高适五十六岁，因为四川发生骚乱，高适被皇上点名出任蜀、彭二州刺史（两个省会级城市的一把手，大概算副省级），将局势成功稳定下来。随后四年，也就是唐代宗登基第二年的二月，年已六十的高适正式出任剑南节度使，恢复了正省级地位。尽管就在当年十二月，高适领命率兵迎击，企图趁着唐朝刚刚平定安史之乱，立足未稳乘机起兵犯境的吐蕃，终因实力不济，陷落了松、维、保三州。朝廷却并没有因为高适的失利而获罪，相反第二年，高适奉诏回朝，进封渤海县侯，最终实现了封侯的人生理想。

永泰元年（年），正月，高适病逝，他的人生终于落下帷幕。而他的诗作，也集成《高常侍集》，流传于后，流芳百世。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位诗人来说，可谓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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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唐诗人开始漫谈到此，给我留下最好印象的尤数高适。有才情，有思想，有见地，正义豪爽，重情重义，诸多优点。然而历史上曾有人拿高适与李白的关系说事。因为李白在经历永王李璘之难时，曾向高适发出求救，高适没有理会故而招来一些说辞。

高适原本是一个重情仗义之人，面对好友李白的求助为什么不予理会呢？

这里得从高适与李白相识之处说起了。

说来，他们的认识，还得缘于杜甫。天宝三年（年），李白因为得罪了杨贵妃和高力士，在长安已难容身，于是上书唐玄宗，请求告离。唐玄宗以其“非廊庙器”，下诏赐金放还。李白一路东行，在洛阳与杜甫相遇，随后两人相约同游汴州（今河南开封），此时高适正寓居于此，杜甫邀他一起，于是三人同行。他们曾同登禹王台，谈诗论酒，笑谈古今，狂歌痛饮，好不快意。从杜甫所写下的《昔游》，多少可以感受到当初三人一同壮游的情景：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

汴州之游，让他们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世事弄人，分别十几年后，高适与李白这对曾经的朋友，却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想来都是政治惹得祸。如果他们只是做好诗人的角色，而不是入仕，跻身政治，或许他们的友情，会如醇酿穿越千古芬芳至今。

严格的说，导致友谊出现裂痕的责任在李白。我们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对于政治的敏感实在有些弱智，竟糊涂到不分清青红皂白，站到了叛逆者永王李璘的阵营里。至德元年（年），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巡，路过庐山时，盛邀李白入幕。因安史之乱一直隐居于江西庐山的李白不仅欣然前往，还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天真的他以为只要永王出征，就能“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浪漫的李白哪里知道，他笔下极力讴歌的李璘，耀武扬威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北上平叛，而是想拥兵自立，意图谋反。而此时，他的好友高适，正接受唐肃宗的重托，以淮南节度使的身份，踏上了讨伐李璘的征程。

打从开始李白选择站入李璘的阵营就是巨大的错误。兵败后，李白理所当然获罪被关进了浔阳郡（今江西九江）大狱，那时那刻我们的浪漫主义诗人才得以幡然醒悟，当他得知高适正是平叛的主帅时，满怀希望地写诗向他求救。然而李白的求救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李白最终被免除死罪，流放夜郎，这个结局还得感谢他的夫人宗氏极力营救，否则只怕就是死路一条。

出狱后的李白对于高适友情难复当初，一个难解的结就此种在他的心里。高适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孰是孰非只能留给历史。至少历史能够证明高适绝不是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的人，从他对杜甫的态度上可以得到佐证。

乾元元年（年），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两年后，他辞官来到成都，在浣花溪修建草堂定居。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他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此时，高适恰好入蜀担任彭州刺吏，得知杜甫的情况后，不仅寄诗慰问，还经常派人给杜甫送钱送粮，帮他渡过难关。杜甫非常感动，在《酬高使君相赠》中写道：“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

后来高适改任蜀州刺史，杜甫专程从成都到蜀州拜望，分别之时，高适写下了著名的《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

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

梅花满枝空断肠。”

杜甫则回和一首《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无限感慨地说：“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长笛谁能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北宋绍兴年间，蜀州州官计敏夫为了纪念杜甫与高适的深厚友谊，在蜀州修建了“尚友阁”，并将他们的这两首诗雕刻其间，供后人凭吊。

至此，关于高适的为人究竟如何，历史已然给予了有力的答复。

高适他对李白的沉默，更多的是源于政治因素。官场经验太过于苍白，政治敏感性更是迟钝之极的李白，无法明白，当高适以统帅的高位讨伐永王李璘时，他实际也成了他的对手和敌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也不敢因私情救李白出狱，而李白也注定了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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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以边塞诗见长，其诗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笔力雄健，气势奔放，于当时也是极负盛名的。

高适的诗写得好，一方面因为自身的才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文认真严谨。相传他曾外出巡察，路过杭州清风岭一座禅寺时，触景生情，在寺庙的墙壁上题下一首诗：“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离开禅寺后，他仔细观察钱塘江水，发现月落时，江水随潮而退，只剩下半江水。他想起那首诗，觉得应该把“前村月落一江水”中的“一”字改为“半”字。巡察归来，高适特地回到寺院，把墙上的诗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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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的边塞诗经常被拿来与岑参相比较，有人以为他的诗“体气狭小”，不及岑参的高歌激昂，故而“岑胜高远甚。”然唐人殷璠则认为：“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

“气骨”两字，道出了高适边塞诗的最大特点。这既与他落拓不羁的豪迈性格有关，更得益于他在边塞游历和战斗的生活经历。这种风格在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体现：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他的诗雄壮豪放，“如骏马驻坡，鹰击长空的雄放之气，无不动人心魄”，“不但展示出蓬勃向上、璀璨壮美的‘盛唐气象’，同时也凸现出诗人性格豪爽、抱负远大和刚毅勇敢的精神面貌。”这也是高适的诗动人心魄，至今为人们所喜爱的原因所在。

当初，唐玄宗在任命高适为侍御史的诏书中曾说：“立节贞竣，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评价之高，可谓荣耀之至。而他以天下为已任，愈挫愈勇，矢志不渝，终以诗人之身，成就了军功报国的理想，更让我们感喟、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