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教学研究的方法及中国学派的建构

卓新平：从宗教本身的发展来看呢，我认为西方宗教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参与性观察”、“本质洞观”，还有像牟钟鉴先生所说的“同情的理解”。它们不是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在一边说三道四，而是深入其内，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根本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当然宗教现象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叫“中止判断”、“价值中立”，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些价值命题是不能中立的，也就是说，价值问题不能回避，狭义宗教学试图回避这些问题，其实一个真正成熟的学科是不应回避任何问题的，至于做出不同的回答、解释，那是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派之争，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方立天：以我多年来的研究体会，感到在进行宗教学研究时需要解决三个关系，即研究与体验的关系、研究与信仰的关系、研究与批判的关系。这也是从汤老(汤用彤先生)那儿受到的启发。首先，关于研究与体验的关系。研究是需要体验的，需要进去的。有一次，张岱年先生见到我，对我说：“老方，你研究佛教可要进去啊!”当时我一怔，我觉得张先生说得很对，确实需要进去细心地体察某些东西，如果你只是在外边转悠，就不可能了解其中一些情感上、心理上的微妙体验，也就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当然，我们进去还是要出来的。关于研究与信仰的关系，汤老也说过：“我反对以盲目信仰态度来研究佛教史。”盲目的信仰是不可取的，研究就更需要客观、理性了。同时，还要有批判的眼光，但仅仅外在的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各种宗教的思路，用它的语言对其进行内在的批判。佛教也是不断地在内部批判的过程中前进的，内部各流派也经常进行一些争论、论战，而不是扣帽子。

我把自己研究佛教哲学的方法总结为八条：(1)结合现代的人学、宇宙论和实践论等方法，从佛教典籍中筛选出具有深厚哲学意蕴的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2)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教哲学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解说其思想；(3)寻究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本意义；(4)体会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5)探索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6)总结佛教哲学理论思维的成果；(7)比较研究以凸现佛教哲学思想的特色；(8)阐发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何光沪：研究宗教与信仰宗教的不同，不在于人员的不同，主要在于方向或方法的不同。前者由外向内，后者由内向外；前者运用理性，后者执著信仰；前者强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者强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实际上，山中、山外、横看、竖看、远看、近看是互补的。刚才敦华兄提到“同情的理解”，“同情”一词在西方语言中有“共振”、“共鸣”的意思，收音机若不调到发射台的波长，就什么也听不到。

所以，全世界研究宗教学的学者，既有信徒，也有非信徒，还有怀疑论者，这正如无神论者可以研究有神论，有神论者也可以研究无神论一样。总之，不能仅从人员构成上来对二者加以划分。

方立天：现在我想提出一个想法，即在本世纪能否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不知诸位是否认同，也不知这想法能否成立。我同意诸位所说的，宗教学在中国有一个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个别学者在宗教学领域探索、耕耘，比如谢扶雅写出了《宗教哲学》，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宗教学研究主要是宣传无神论，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研究宗教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和变化：一方面，国外的许多关于宗教学研究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来，出版了大量的宗教学译著，学者们接触到了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培养了一批学者，包括在座的你们各位，这些学者了解国外宗教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在国外留过学或访问过，有相当的西学背景，这对于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是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外，近些年高校(综合性大学)、社科院系统相继成立了一些宗教学系或宗教学研究所，也推进了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所有这些努力，我认为有望在本世纪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何光沪：我认为中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谈中国学派是否合适?它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呢?还是我们确有这个实力?

依我之见，我国的宗教学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下起步不久，国外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成果累累的一些重大分支学科，如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等，在我国甚至尚待开展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谈中国学派恐怕太早。另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虽有很多学派，宗教学也有一些学派(如芝加哥学派、宗教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派等)，但多以方法、理论或大学命名，以国家或民族命名的学派，至少极其罕见，在科学研究中强调民族性也不合适。说到底，学派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是约定俗成的名称，如此而已，重要的是要做出成果来。所以，中国宗教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形成，我寄希望于下一代学者。

卓新平：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方老师的意见，并认为确有可能形成宗教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首先，从人员结构上看，与西方宗教学比较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宗教学研究队伍的构成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宗教学在19世纪形成，已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但在西方，神学内部研究宗教的学者要远远多于其他人文学科领域进行纯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两者相比较，前者的力量要强大得多，而且从现状来看，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宗教学研究队伍相对还是比较弱的，宏观意义上的西方宗教学研究队伍很大，比我们要大得多，但如果没有神学界众多学者的参与，其纯粹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则不是很强大。相比较而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研究队伍的主体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不是在宗教领域，这与西方和整个世界的宗教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是中国宗教学在人员结构上的一大特色。如果说形成中国学派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也与西方不同。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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