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山书院随想

文/易世勇

时值仲春，正是踏青好时节。应知己之约，会三五好友，一同出去走走。朋友知道我推崇古文化，尤其喜欢古诗词，给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生活越是静雅，就越缺少诗意，难道你不想让春风飞扬唤醒你的‘诗心’”。确实，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诗意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丧失了对酒当歌、焚香听琴、煮茶品诗的心境和敏感。好吧，那就让我们乘兴而去，去看春草绵绵，拂春柳依依，听春鸟鸣鸣，感春思辗转。

愿望很丰满，但现实却是很骨感。出发的时候，还风和日丽，车行到半途，却突然下起雨，我不禁为此行忐忑起来。晴雨交替未必没有诗意，“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但一定不像现在，雨，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晴，烈日悬空，骄阳似火。何况，此行我们去的是苑前。

我一直固执的认为城镇的性格，深深镌刻于人文；而人文的性格，往往发端于山水。走过的地方不少，无论是平遥的厚重、丽江的恬淡，还是同里的温婉、婺源的闲适，都能够一目了然，瞬间感应，唯有苑前，来的越多，越让我辨识不清；了解的越多，越让我琢磨不透。一个明明身处江南腹地的古镇，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却暗合草原文化的基因，严守宗法、诗书传家的传统却深受齐鲁文化的浸润，恬淡自然、雅正平和的气质分明又恪守江右民系的传承，崇文与尚武在这里并行不悖，遵义与循礼在这里水乳交融，安土与重商在这里和谐共生。正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唐宋以来，涌现出状元、进士等30多位，被誉为“理学之乡”。革命战争年代，走出了19名长征老干部、3名共和国将军，名仁人志士为国捐躯。高考恢复以来，涌现出了50多名博士。一位长期在此工作的前辈将其概括为苑前人的四种特质：特别能读书、特别能战斗、特别讲义气、特别能喝酒。话说的很直白，但概括的却很精准。踏足这样一块土地，怎么能不让我心生景仰，又怎么能不让我战战兢兢。

一路胡思乱想，不觉已经抵达目的地，雨竟然已经停了。“空山新雨后”，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紫瑶山云蒸霞蔚，越发显得仙风道骨，卓尔不群。同行的几个朋友却在此时产生了分歧，“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感性的自是坚决要“青山秀水启灵性”，一口气登上山巅，“一览众山小”；理性的自是坚决要“澄澈超然见本心”，一门心思拜谒匡山书院遗迹，不愿“山回路转不见君，此地空留马行处”。人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多了，难以抉择。好在我从来是不喜欢登山的，既莫名地反感在别人踏出来的道路上，亦步亦趋，劳心费力地攀爬；也莫名地害怕到达峰巅之后，“高处不胜寒”，只能享一时俯瞰之乐，不可长久驻足安坐，自然毫无障碍地加入了拜谒匡山书院之列。

同行的友人之所以不惜分道扬镳，如此决绝地要拜谒匡山书院，实在是因为匡山书院超然的文化地位、厚重的人文积淀，足以让每一个对其历史有所了解的泰和人无法忽视，不能直视。匡山书院，公元年泰和先贤罗韬先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官方认可的民办书院，办学比河南嵩阳书院早4年、庐山白鹿洞书院早10年、长沙岳麓书院早35年。一经创立，就成为了中国文化坐标上的一个重要原点，中国民办教育的兴起、江右学派的产生乃至理学思想的形成均发端于此。

罗韬，字洞晦，生于晚唐时期，卒于宋初年间，一生最好的年华正值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自然是最初的梦想和不二的选择。后唐明宗年间，罗韬“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迎来了皇家的召唤，被征拜为端明殿大学士，由一介布衣跃升为天子近臣。端明殿大学士，“掌进读书奏”，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和高级顾问，虽然只是虚衔，并非职官，但在这样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一切都不按套路出牌的年代，实际上赋予了草诏令、备顾问、主谋议、宣旨意、断刑狱等种种职能，地位超然，权力显赫。此时的罗韬先生，一定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先是推演《九畴》，大谈治国之法；后是针砭时弊，进献“纳诲、防几、赏廉、革蠹”丹扆四箴。事情如果按照预期发展，历史似乎又将上演一段“三顾茅庐”、“隆中对”的佳话。然而政治从来只是实用主义的博弈，绝非理想主义的展演，罗韬先生的当世大儒身份和丹扆四箴的忠诚秉国谏言装点了明宗的面子，但却没有照顾到那个武装割据时代求生存、争支持、图扩张的现实里子，谏言只能成为束之高阁的空谈。“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深研儒家经义的罗韬先生虽得治国之法，但却不懂为官之道，政治首秀刚刚登场就草草谢幕，不久还归故里，修学讲经，“挥挥手，只留下满朝野的惊诧”。我想，离去的罗韬先生心境一定是寂寞和苍凉的，脚步一定是缓慢而决绝的，他想不明白胸有忠君爱民抱负，满腔赤忱的自己为何只换来“我以我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窘迫，他也不明白满腹经纶、深得经典要义的自己为何只得到“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七尺躯”的结局。在他身后，同为端明殿学士的冯道和赵凤先后挂相。冯道，纵横捭阖，左右逢迎，历侍四朝十一帝，成为中国官场第一人，争议了千年，至今“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赵凤，先是卷入枢密使安重诲与宰相任圜的党争，后又陷入后唐闵帝的猜忌，最后满腔悲愤郁郁而终。也正是这两位曾经同列朝班、满脸讶异的同僚，在到达个人政治巅峰之时，一为匡山书院作记，一为匡山书院题匾。

罗韬先生辞官的真实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各种记载也扑朔迷离。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因疾养病。然而罗韬先生终年83岁，此时44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不足采信。罗韬先生自己给出的理由是，顿悟孟子教义“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意思是明白了君子志向高远，追求通仁达义，小人志向低下，追求虚名浮利的道理，但21年后，以65岁高龄，仍然应南唐征辟短暂任过长沙通判，显然也值得商榷。我推测更深层次的难言之隐，就深藏于罗韬先生的名字之中。洞晦，看清了当局尔虞我诈、兵戈四起、民不聊生的黑暗政治，“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先生认为不如归去。韬，是韬晦，也是韬略，领悟到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道理，“虽遂其志，不得其时”，先生认为不妨归去。真正的大智大勇者，可以没有饭碗，不能没有责任；可以没有拨款，不能没有担当；可以遭遇非议，不能没有良知；可以没有回应，不能没有作为。于是，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工于心计、人格透支的官僚，款款走来了一个延收四方、启蒙发聩的智者。取与舍、得与失之间，有什么样的起点就有了什么样的延续。而今，经过多年的岁月洗礼，匡山书院孔圣殿、五经阁、学宫等实体建筑已经荡然无存，遗址上重新建设了一所小学，沿袭了院名，散落的幸存遗物几经辗转，被族人收集保存于宗祠之中，当年后学云从的盛况透过泛黄宣纸字里行间的零碎记载，仿佛又伴着孩子们抑扬顿挫的朗朗读书声穿越时空的隧道，历历在目。或许愈是现实的残破，更愈显其历史之厚重；愈是时代的久远，更愈显其意义之绵长。

匡山书院创建后20多年，慕罗韬先生高义，金陵名门望族刘、王、胡、陈、尹、杨、肖等七姓迁居泰和，传入了尊崇儒术、清正平和、仁孝纯厚、居官廉慎的为人处世哲学，最终发展演变为了“恭行仁义，不恃富贵；诗书传家，世代不替”的泰和人文特质，带来了宋、明两代泰和科举的全面繁荣，成就了庐陵文化的重要支撑江右学派，影响了中国文化史上名噪一时的程朱理学。

匡山书院创建后年间，承罗韬先生遗训，书院虽几经战火，但罗氏子孙矢志不移，筹资修缮重建，在宋元两代一直兴学不断。罗氏子孙罗从彦、罗伦、罗钦顺、罗汝芳、罗洪先五人均成为一代大儒，位列豫章二十四先生祠。

匡山书院创建后年间，续罗韬先生遗志，在相隔不到20里的范围内，苑前先贤先后于宋代在王山村创办了精忠堂读书楼、明代在固陂圩创办了仁善书院、清代在琴塘村创办了明达书院，至今文脉不断，绵延不绝。

*百度百科：罗韬（公元－年），字洞晦，号静逸先生，又号匡山子，匡苑前乡书院村人。他一生勤奋好学，淡泊名利，曾做长沙能判，长兴年间，授端明殿学士。这个时期，宦官弄权，政治腐败，不久他便称病返乡。他的家本来在中团，因为地方狭窄，便选择风景秀丽的匡山脚下建房隐居，潜心读书。

匡山原先没有书院，罗韬来后，许多人知道他学问渊博，品德高洁，纷纷前来向他请教。为满足青少年的要求，他便以传授圣人学问、培育贤才为己任，慷慨出资，创建了一座书院，供前来示学的人读书住宿他还在书院建孔圣殿、五经阁，并置学田，供给书院的费用。后唐明宗知道他的学生很多，当地民风日益变好，教绩显著，特颁敕书表彰，还命翰林学士赵凤书写了“匡山书院”的匾额赐给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