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

傅才武陈庚

根据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所谓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和科学观点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国以来，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与模式。

博物馆式保护与产业开发模式

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整体上推动了博物馆从以“征集、保护、研究、传播”职能为核心，以宣传、教育、科研为目的传统公益性机构演进为社会教育传播机构和文化创意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在文化旅游、展览、文化休闲、文物复制品生产、销售等行业和领域切入市场体系。

1.公共博物馆的开发模式。

在市场社会的催发之下，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市场发展功能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上海博物馆从年至今的10多年里，已成功开发出了多种文化商品，年销售额约万元，甚至超过了门票收入[1]。首都博物馆新馆不仅配备了多种休闲服务设施，如餐厅、纪念品商店、咖啡厅、书店、茶室等，还专门设立了经营办和文化产业部，专门负责设计研发新旅游商品，已经开发出博物馆文化商品、旅游品和文具旅游商品三大主题系列，现已有数百种价位不等的纪念品问世[2]。湖南省博物馆也在年4月正式成立了文化产业开发中心，全面运营博物馆的产业经营项目，开发博物馆特色文化产品，开展文物修复、仿制、陈列展览设计、制作等多种经营活动。

综合看来，现代博物馆的产业开发模式，主要是以文化遗产、文化资源作为内容基础，通过跨媒体的合作，进行文化旅游开发、文化纪念品销售、文物复制、会展展览等形式实现其经济价值。

上海博物馆

2.民间博物馆的产业开发模式。

在国营博物馆之外，民间博物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我国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首次确立了民间收藏的合法地位，年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博物馆领域。民间博物馆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政策环境。

虽然民间博物馆在我国已经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民间博物馆在我国却尚未形成规模，这与西方国家著名博物馆多为民间博物馆的模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如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它既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私营机构。其成功经验在于：以文物资源作为博物馆产业发展的基础，以文化产品的不断创新作为持续发展的动力，以旅游开发作为博物馆运作的重要途径，博物馆的开发与旅游开发融为一体，将餐饮、纪念品开发等纳入开发规[3]。古根海姆博物馆同样也是世界著名的私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的成功在于：藏品特色化；展览规模化、精品化；高度优化的人才资源；规范的运作制度；立体化的宣传方式；产业链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4]。

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度的支持下，借鉴西方国家民间博物馆发展的典型经验，将会促进我国民间博物馆的快速成长。

古根海姆博物馆

3.数字博物馆的开发模式。

数字博物馆是指运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来实现文物的保管、研究、陈列、教育等功能，是以图像、文本、影视、语音等多种形式展示文博产品的数据系统。数字博物馆将博物馆的藏品、图书、文献、研究成果、影像等资源进行数字化运作，形成信息资源，使之便于保存、储存、传播和使用。

数字博物馆产业开发模式的基本模型由数字藏品与公众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并分层描述数字藏品资源和公众这两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分层模型按照从公众到数字藏品信息资源的方向依次为：接入控制模块、服务平台和信息管理模块[5]。文化遗产是内容型的价值体，通过数字化的开发后，成为拥有审美、艺术、商业价值的消费体，从而达到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经济文化目标。

数字博物馆

目前，我国的数字博物馆发展已颇具规模。如中医药数字博物馆、科学与艺术数字博物馆、中国航空数字博物馆、农业数字博物馆、北京数字博物馆、船舶数字博物馆、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等。此外，部分大学也已开通数字博物馆。

我国数字博物馆开发模式的典型为“数字故宫”。“数字故宫”是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文化资源而提出的全新理念。“数字故宫”项目的主要成效包括：

（1）建成了联通全院的“高速信息通讯”，联通了全院每一个办公室和大多数文物库房。

（2）建立了“资源信息采集加工平台”。

（3）建立了核心数据库“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系统”。

（4）建立了核心数据库“故宫博物院古建信息系统”。

（5）开发了“故官博物院学术文档系统”。

（6）开通“故宫博物院网站”。

（7）成立“故宫博物院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技术研究所”。

二

大遗址保护与整体开发模式

所谓大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从历史、审美、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我国的《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将大遗址定义为大型的古文化遗址，也包括一部分古墓葬、其他设施遗迹及其群体。如北京周口店、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秦始皇陵、西安附近西汉及唐代帝陵等。

国际上，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德国保护大遗址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公园和博物馆；意大利的大遗址保护主要是把考古遗迹的维护和文化、生态景观的建设与保护结合为一体；美国在遗址保护方面主要是使遗址区与绿色廊道相结合，在大区域内运用遗产廊道的保护模式对遗址进行整体保护；日本主要采取“史迹公园”建设方式，日本历史公园的建设方法主要有露天保护、覆罩保护、地上复原、陈列和发掘现场展示等多种；韩国注重文化遗址的原貌保存，严格保护文化遗址及其周围环境，不允许盲目开发。

日本金阁寺

我国的大遗址数量多，规模较大，其保护和利用模式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将整个遗址区规划建成遗址公园，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二是将遗址区与风景区结合，建成文化遗产旅游景区；三是将整个遗址区建成森林公园；四是将遗址保护与现代农业园区结合，建成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等[6]。

我国大遗址保护项目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安阳殷墟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安阳殷墟大遗址是我国大型土质遗址，殷墟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1）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展示，包括：地下封存、原址地表夯土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复制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加固保护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地表植被标识展示；地下封存、原址地表砂石标识展示；原址原物覆罩保护展示。（2）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展示，采取建设博物馆、集中保护展示的方法。（3）文物知识的科普展示。安阳殷墟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项目在保护与展示理念、展示手段与方法、保护机制与体制等方面实现了创新[7]。因此，该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的重点项目和示范园区（考古遗址公园），并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的第33项世界遗产，被评为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项目，为我国土质大型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

安阳殷墟帝王陵

三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

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与文明的结晶，是国家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也是可供利用的重要的旅游资源。如我国的武当山、峨眉山、泰山、庐山、黄山、武夷山、都江堰、承德避暑山庄、故宫等都是名誉中外的旅游名胜。

以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旅游开发模式是：以文化遗产为中心，以其他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民俗景观、纪念品为支撑，形成一个旅游产品群，互相支持。地方政府作为外部的主要推动力，起到创造良好的政策、体制环境，引导和支持企业进入旅游开发系统的作用，并建立制度性约束机制，保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旅游和相关服务企业注入资金，进行旅游开发并获得价值收益。价值收益的分配以谁投资谁受益为主要原则，但同时需提取相应的资金以投入文化遗产的保护、维护、修缮等工作。

四

城市历史街区开发模式

历史文化街区（Historicconservationdistrict）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遗产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如英国普遍采用设立保护区的模式，整体保护“具有特殊的建筑或历史价值，并且其内在特点和外观需要保存或整治”的地区，采取持续性的保护与整治，由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和贷款以获得资金来源[8]。美国采取历史地段保护的方式，也就是将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地段，美国历史地段的开发控制，主要的原则是以保护和修复为主，同时因地制宜地进行扩建，并注重环境协调性。法国是采取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房屋所有人三者合作的方式，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制订标准，由所有者主持实施。德国的历史街区采取“整体性保护”的模式，其典型特点为注重静态建筑与活态居民的一体化保护，注重历史街区的原生态和整体性，如纽伦堡柯尼希街区、不莱梅施诺尔地区等。日本的街区保护是以市（町村）为实施保护的主体，以街区中的街道建设为中心轴，进行修景、修理等工作。各国的经验表明：在保护过程中，需要各利益主体协同合作，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同时发挥市场功能，吸引现代商业经济入驻，形成现代城市历史文化展示与文化观光旅游新区。

世界上历史街区开发最为著名的范例是“苏荷”模式。“苏荷”（SOHO）原是纽约的工业区之一，遗存有50多幢有独特精致铸铁工艺构件的小工厂和仓库。年，苏荷被列为保护区，具体内容有：（1）修改现行法律，允许艺术家们在苏荷区统楼房里合法居住，允许艺术家们自筹一部分资金与开发商一起建合作公寓，在统楼房的底层只能用于商业用途。（2）市政府有关部门取消了对苏荷区改造的地点、区域、楼层等一些具体限制，从而吸引了房地产商来苏荷投资。（3）在改造苏荷区的规划中，市政府采用的是“整旧如旧”的办法。（4）改造的同时辅之以餐饮业、酒吧业、旅游业和时装业等。苏荷改造项目既保护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古旧建筑，保护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空间，又实现了城市街区的经济增值，形成了餐饮、酒吧、旅游、时装等一系列的产业群，从而达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统一[9]。

苏荷区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主要涌现出上海的“新天地”模式，桐乡的“乌镇”模式，北京的“南池子”模式，苏州的“桐芳巷”模式和福州的“三坊七巷”模式[10]。其他的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如北京琉璃厂街、菊儿胡同、沈阳盛京古文化街、黄山屯溪老街等都形成了相应的保护与开发经验。

乌镇

五

村落开发模式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四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安徽省黟县西递、宏村两处古民居以其保存良好的传统风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掀起了古村落开发的热潮。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等12个村落；年，又批准了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等24个村为我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年，公布了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等36个“历史文化名村”。目前，中国古村落的分布，以浙江、安徽、江西三省遗存最多，其中浙江的古村落保存最好。

古村落

在我国，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形成了诸多的模式。在古村落与民居的旅游开发中，目前所采用的模式大致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是外部介入性开发模式，一是内生性开发模式。

外部介入性是指以外部主体（政府或企业）介入古村落的开发和保护过程之中，具有外部刚性的特点。如浙江永嘉县楠溪江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其具体的举措为：一是对规划实施前建起的新民房，加以合理利用。对那些与古村风格不协调的房子，通过适当改造，减少对古村落风貌的破坏。二是在古民居内，允许村民适当进行装修。三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在空的宅基地上按照仿古风格进行建设。居民则以餐饮、住宿、工艺品销售、门票收入分成等形式参与整个开发模式之中。

内生性开发模式则是指古村落的居民及其基层组织（村委会）作为直接利益主体实行自主运营、自主开发和保护的模式。浙江兰溪诸葛村是这一开发模式的典型。诸葛村“村治”模式的核心是：村民自筹资金，自我开发，自我保护。年该村自发集资按原貌修复4个小祠堂，年成立专门理事会修复大公祠，年开始旅游试开发，年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年仅门票收入即突破万元。内生性的开发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解决政府保护经费的不足，调动村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在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保护与开发管理的一体化。

琉璃渠村

参考文献

[1]郑奕.博物馆呼唤文化产业开发[N].中国文物报，-08-24.

[2]李雪.博物馆的创意运营（上）[N].北京商报，-03-17.

[3]李雪.博物馆的创意运营（下）[N].北京商报，-03-17.

[4]万纪元."古根海姆模式"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启示[N].中国文化报，-05-10.

[5]周明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李海燕，权东计.国内外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综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3）.

[7]韩永进，马敏，杜建国.～中国文化创新年度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8]范文兵.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9]王雪松.SOHO对旧工业建筑更新利用的启示[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3）.

[10]阮仪三，顾晓伟.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J].同济大学学报，，（5）.

节选自《当代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

原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年04期

责任编辑

陈秋宁

校对

王蕾谢佳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