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现代人的经商艺术比古人要高明得多。但现代商人中也有不善于经商或根本不懂经商的艺术和道德的，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而古人经商的许多原则和方法，却历久常新，值得今人借鉴。

　　《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的《食货志》、《货殖传》，除分析各地物产、民俗特点和工商活动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之外，还记载了许多精通经营管理的富商巨贾的故事。其中有善于经国理财、促成国强民富的政治领袖，也有急流勇退、弃政从商并获得成功的文人雅士，有以财富支持学术事业的孔门弟子，也有出身贫贱、白手起家而富比王侯的平民百姓，甚至有善守家业、竟至与皇帝分庭抗礼而名扬天下的寡妇。在其所记众多成功的商人中，尤以春秋时代越国的大夫范蠡和其师计然，战国时代的周人白圭、齐人刁间，秦汉之际的巴蜀卓氏、宣曲任氏，堪称当时第一流的商界巨子。概括地说，他们的经商艺术有下列特色：

　　一是有战略眼光，善于预测市场需求。如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意即预知战争将到就提前修理备战之具，能因势利导、适时满足需要才算懂得市场行情；气候干旱时就预备好水行的船，水灾泛滥时却准备好陆行的车，以适应未来情况变化的需要。这是要有战略眼光的。计然不愧是越国的头号谋士！

　　二是善于把握时机，及时调整物价。计然认为，物价往往是“贵极则贱，贱极则贵”，因此要注意商品“有余不足”的行情，及时调整物价。白圭认为进货出货要“乐观时变”，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样才能赚大钱。

　　三是重视经营环境的选择和开辟。如范蠡弃官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先至齐，后到陶，认为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经商的好地方，即在此定居下来，结果“三致千金”，世称“陶朱公”，甚至把他当作商界始祖。四川卓氏本是河北富翁，因事被迫南迁，同行的人纷纷就近定居，卓氏却自求远迁，选择到临邛经营冶铁，结果富甲滇、蜀，财比帝王。

　　四是勤俭节约，以身作则。古代富商虽然僮仆成群，家资千万，却很崇尚勤俭节约、以身作则的精神。如白圭就很注意“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任氏不但亲自参加生产，而且立下家约：不是自家的不消费，公事没做完不准吃肉。这简直就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讲的禁欲致富的“秘诀”了。

　　五是智、仁、勇、强，四德皆备。《货殖列传》特别记载了周人白圭的一段“生意经”，大意是说：我的经营原则，要求象伊尹、吕尚治国那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象孙武、吴起用兵那样有军事家的刚强果断，象商鞅执法那样有政治家的权变智巧；那些“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的人，虽然想学我的本领，我却不会教他。这是一个成功商人的道德观，可谓深得要领。

《货殖列传》还讲述了其他许多商业原则和道德，如注重信用、知人善任、真诚专一等等，可见要当个好商人并不容易。而《史记》作者所特别推崇的，是以“富国”为根本目标、深知爱惜民力的战略家、政治家和富而好德、勤俭节约的富商廉贾。太史公将“富”分为三种，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谓“本富”，一是指那些善于经国理财从而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战略家、政治家，如太公望、管仲、计然等人，二是指那些德才兼备、富而好德的君子，如范蠡之类，即所谓“君子富，好行其德”者。所谓“末富”，是指那些因时察变、勤俭积累并通过巧妙的商业活动而发家致富的富商大贾，如子贡、白圭之流。所谓“奸富”，则指那些社会地位低微、从事行贾卖艺、贩脂卖浆之类“下贱”行业甚至从事盗墓赌博等违法勾当但却真诚专一从而获得成功者。因此，太史公感慨系之，评论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就是说，致富并没有固定的行业，货物也没有不变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能够聚集大量财富，好吃懒做的人则会倾家荡产。家资千金者可以富比诸侯，有亿万家财者就可享受帝王般的豪华生活，这不就是人们所谓的“素封”之家呀！

在我看来，即便是进入了21世纪、市场经济遍及全球的当今社会，上述古人的经商艺术和商业道德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当发扬光大。作为一名有进取心的商人或企业家，应当是具有战略眼光、善于捕捉商机的大才，应当是“智、仁、勇、强”四德皆备的贤才，应当是勤俭节约、以身作则的典范，还应当是富而好德、诚信为本的君子。然而，放眼当今的中国商界与企业界，能具备上述品格的商家、企业家实在是为数太少，却往往是奸商多有、欺诈横行，这不仅有违中国商业文化的传统美德，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的精神格格不入。但愿我们这篇谈论古今经商艺术的小文，能启迪人们的商业“良知”于万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