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汪东兴显然带着情绪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林立衡说：“刚听到飞机声。”汪东兴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接着就把电话挂断。

9月13日凌晨林彪的飞机升空后，牵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心怀的，是那架编号的飞机要往哪里飞。

据汪东兴回忆说，9月13日零点32分，他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汪东兴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显然带着情绪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林立衡说：“刚听到飞机声。”

汪东兴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接着就把电话挂断。

随后，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此事，并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接着，周恩来、张耀祠和汪东兴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

几个人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马上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泽东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汪东兴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林彪飞行的方向看，好像是指向外蒙古和苏联，这是要出逃的迹象。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林彪还是国家第二号人物，起飞后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如果拦截专机，或把他打下来，事后怎么向全国人民解释交代呢？

汪东兴得到吩咐，马上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都没有说。

当时周恩来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林彪，曾通过机场指挥塔试图与号飞机对话，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虽然机上对讲机开着，却没有回话。当时有人说这是驾驶员潘景寅故意不理。不过事后看，这架飞机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可能是无人收接。即便发现呼叫，在林立果的手枪威逼下，恐怕也回不来。事后周恩来曾叹息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当时，林彪去意已决，只能“由他去吧”。此前林彪叛逃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毛家湾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稿。但是，关于信稿的事，执行毛家湾清查任务的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在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两案”审判中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未提及。

这封信稿，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他的回忆中提到，经证实，这封信稿确实“存在”，无可怀疑。但是，这封信稿内容的真实性值得探讨。质疑者众，疑惑重重。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映。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的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林彪与毛主席相谈甚欢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华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付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带着上述疑问，我们不妨仔细研读这封信稿的内容，并结合事件前后当事人（不单林彪）的一些动态，我们似乎觉得，问题非常复杂，水很深。。。。。。

一、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并非林彪亲笔所写，而是其他人的笔迹。

二、信稿的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

三、在原“林办”秘书中，目前尚未有人公开承认是该誊清稿的抄录者。换言之，该信稿形成过程是研究者目前尚未弄清楚的，包括：是否确为林彪口授？谁是林彪口授时的记录人？信稿口授、起草、誊清的日期？为什么没有署名？为什么未能发出？这一切，目前尚未有答案。

四、信稿称，“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权威的《周恩来年谱（－）》中，并没有林、周两人在这一天谈话的相关记载。

五、信稿中的“中央局”含义是什么？吴忠口述的整理者将其理解为“中央政治局”（《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中信稿两处还按此理解作了改动），恐怕是一种误读。因为信稿是将“中央”与“中央局”并列的，“中央”指的才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央局”指的应是年已不存在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华北局……等几个“中央局”，对于年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性的旧的说法，信稿的口授者在这里极有可能是指代各大军区，就如信稿中说“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指的应是南京、沈阳、济南军区。

六、信稿所称要实行“四不一要”的“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按字面理解，符合这一特定条件的有以下几人：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一把手）、张春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区第一把手）、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二把手）、谢富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军区第一把手）、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第二把手），似还应加上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第三把手），这恐怕才是信稿口授者所指“中央局”的人。以上这些人，恰恰并非是林彪的四野旧部，并非“林彪嫡系”，并不包括黄、吴、李、邱。信稿的口授者为什么会为这些人说话？是否另有深意？

七、庐山会议后，紧接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陈整风，一直到9。13前夜。期间，林彪一直夹着尾巴卷缩在家里或外地，面对警告和劝说，始终没有正面做出自我批评。这封信稿出现在其中，似乎不大可能。

林彪的复仇计划，震惊世界！

中印战争，主帅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林彪，张国华主要是前线攻击的指挥。对印反击战是建国以来对外的所有作战中最漂亮的一仗。

林彪在军事作战中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中印边境关系紧张以后，当中央决定准备作战时，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主动请战，并在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战前准备(参战的部队大部分仍然是林彪的旧部─原第四野战军的部队)。

作战初期，林彪以小部队出击，诱使印军以为我军失败，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驱直入。包括中央都也误认为是我军失败，毛泽东曾接连7封电报，骂林彪有辱国格、丧失军威，一再电令林彪就地组织反击，不许再后撤一步。

而林彪回电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继而命令部队且战且退。直至印军三个集团军纵深我国境内达70余公里。

而这三个集团军中有在年随英军入侵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的印军王牌部队，第一任军长正是尼赫鲁的心腹考尔将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声称要再次打进北京。

林彪在得知这支部队先行入境后，下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支部队给我从地球上抹掉”。“以雪百年国耻”。

战前动员也以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种种罪行激励战士，使得我军将士对印军恨之入骨，总攻命令一下，我军犹如猛虎下山，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一样打的印军毫无还手能力。

仅用了一个营的部队就把印军的三个集团军牢牢地封在了事先准备的口袋里。

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将这个王牌军连同其他入境的印军全部干净的消灭了，无一幸免。

此一战，印军部队的斗志几乎丧失贻尽，我军长驱直入。印军四散溃逃。战后世界军事家称之谓：“小刀切黄油的战争”。

由于交战地点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双方的后勤补给都很困难。作战部队的给养都不能保障。加之部队推进速度太快。接受俘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故我军几乎不接受俘虏；这也就是在国际上称此战役为屠杀性战役的原因，也是我国不愿意提及此次作战的根本原因。

战后，林彪在回到中央时汇报说：此战：

其一，三十年内印军不敢再挑衅。

其二，我军无一人被俘。

林彪此战的战术，几乎是中、美在朝鲜场上战术的翻版。大扬了国威军威。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

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迷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持和拥护中国。

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如今，我们虽然是和平时代，但发展环境并不太平：台湾越来越嚣张！朝鲜半岛又再起风云，还有南海……我们有必要展示新中国困难时期，中国人民不好惹，今天更不好惹！

历史证明：中国的强大不是说出来是，而是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