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中国性”

文/孙文波

对于当代诗歌的“中国性”问题，身在海外的诗人似乎比起国内的诗人更关心一些。前几年海外出版的一份汉语刊物还组织过一个讨论，不少人写文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意见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主要的观点，还是认为进入当代社会以来，由于西方文化以强势文化的面目出现，受到它的影响，中国诗歌的外来因子越来越多，其中国特征日渐减少。一句话：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加以注意，并最终可能影响诗歌形态的生成的问题。对这样的讨论，当时我也看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总觉得作为一种独立语种下的文学，只要它还是以符号为基础的，那么其内在所不可消除的语种特性，就一定会使其在自我面貌的呈现上，有不可代替的独立性。所以，当时我认为“中国性”几乎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是那些在海外的中国诗人，由于身处异文化语境中，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感到失落后，不得不寻找出路，为自己找到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抚伤剂。但是，前一段时间一位朋友从海外回来，由于本身对他的了解多一些，感到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国性”这样的问题不应该使他感到困扰，但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理由非常充分地做出了分析。这一次因为他，我还真想了想作为一个问题，“中国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问题当然不像我当初想到的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文化的现实状况下，无论是文化的强势一方，还是弱势一方所呈现出来的形态，的确是由非常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很难对之做出简单的判断。但是，通过对一些诗人关于“中国性”言说的了解，我发现在强调“中国性”的海外诗人当中，很多人的指向是很明白的，这就是，在承认全球文化交融造成了“中国性”的丧失的前提下，他们更多地认为现在呆在国内的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写作几乎没有“中国性”可言，或者说有，也是一种可以被称为“伪中国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身在国内的诗人，反而不如身在海外的诗人更懂得“中国性”为所物，当然也就根本理解不到“中国性”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必须强调它的紧迫性。可以想见，这样的判定是很有些嚇人的，在自己的母语下写作，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已经与母语无涉，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有疑问要提出：何以身在国内的诗人反而没有了“中国性”，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难道他们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吗？我发现，要谈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因为问题的实质好像还并不是“中国性”不“中国性”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是“中国性”。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中国性”是一个什么玩艺。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反映在一些海外诗人身上的对“中国性”的认定和对它的强调，主要是他们在写作中想竭力回避与西方文学的联系（这一联系是通过翻译文学的影响来体现的），不让西方人像抓住把柄似的，批评他们的写作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品，因而为自己的作品加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方法，或者更为直接地将一些古典文学作为了自己的写作母题。像有人对先秦文化的提用，以及其他人的写作中明显显露出来的对宋词婉约派词的语言结构方式的挪用。虽然这种作法从表面上看，有些像荷兰学者D·佛克马所说的中国文学有对传统“重写”的偏爱。我也不想说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是在否认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成事实，是对构成了近代中国诗歌话语方式的事实的忽视。但是，如果这就是对“中国性”的体现，或者说这就使自己的写作有了“中国性”，却很难使人认同。文学的民族传统固然有一种外在的形象学意义上的东西，“重写”也是文学发展与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特性，具有一定的美学上的，甚至是伦理学上的意义，但它本身应该有一种更内在的精神上的东西作为其支撑点。那么，把表面的追寻当作是对“中国性”的呈现，也就不能让人认为这种“中国性”是一种有效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性”。至少我认为“中国性”的内涵不应该这么简单，起码它不可能仅仅体现在表面上与古典文学的钳接上，哪怕是为这种衔接找到了很好的与古典审美意识一致的共同点。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可能用回避现实的方法，获得自身的成立。

虽然要真正追寻“中国性”的实质是什么，对于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它涉及到现代诗歌的源起，乃至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成等诸多问题，太大了，我自认从学识到能力都力所不及，另外，我也不想去彻底追寻，我宁愿就事论事。我仍然认为那种指责国内的诗人不关心“中国性”的人，说出的与事实不符。我甚至认为就“中国性”这一问题来说，我们仍然有必要分辨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什么是“中国性”，它是一种文化精神呢，还是仅仅是一种形式样态。其实这才像是问题的实质；即在文化场域的意义上，有没有一个被规定的中国形象？如果有，这一规定是谁给出的？为什么给出？它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意义？不管听到的事实确不确切，这些年来，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知道造成海外一些中国诗人关于“中国性”焦虑的原由主要来自于西方，即来自于这些诗人所置身其中的异文化语境。正是由于在别人的国土上，一种由别人根据对中国古代的认识想象出来的“中国形象”，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中国，使得这些海外诗人的身份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别人的想象，那么其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包括他的诗歌的意义，都普遍地遭到怀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因为不被认同，又十分想要被接受的心理在起作用，也不能简单地、傲慢地认为这种由别人的想象制造出来的“中国性”是无聊的，一点也不中国。但是我仍要说，这是谁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于此，我们将怎样认同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中国”。

是啊！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应该被提出来的。很显然，在我们的眼里，像某些人那样的，以先秦文化、宋词婉约派作为自己写作的背景，让西方人感到很中国的诗歌，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因为进入当代社会后，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无论在思想的向度、方法，以及思想的结论上，都与那样的一种东西相距甚远，至少，在具体的国家文化的发展进程上，当代中国不是以那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如果说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是对“中国”的最好的阐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的歪曲，至少是一种后退似的描摹。我也知道，那些谈论“中国性”的诗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他们也一直认为正是在当代世界性的文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过多地丢失了作为中国的传统，而他们自己的工作正在让丢失的中国重新被找回来。应该说他们的想法并没有错，因为从事实的角度看，一般的人们的确认为曾经存在着一个更中国的中国，像孔孟的中国，老庄的中国，或者说从诗歌来说，魏晋南北朝、唐宋的中国。那不单是文化意义上的独立景观，也是文化的盛世之相。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或者我们说，在国家历史的进程中，真是有一个需要被确定的不变的固有形象，我们只能靠这样的形象来确立文学的位置吗？也许正是在这一认识上，不同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而且到了当代，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不单纯是内力来驱动的，同时还必须是在一种与外力的对峙、交融的关系中来定位和发展的。

我不知道当年胡适、鲁迅他们那一代作家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但很显然，他们没有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惑，反而感到过去的中国的东西，从形式上已经不能承载变化了的现在。尽管今天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把鲁迅看作二十世纪最能代表中国的中国作家，但谁也知道鲁迅的小说写作，其叙事来源，即方法并不是纯中国的，苏俄文学，甚至是东洋文学对他的影响均显而易见。而像他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改写，也是与人们在普通意义上理解的传统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对传统的反动。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指责鲁迅“不中国”呢？反而谁都将鲁迅看作是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甚至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就被称为民族魂。何以鲁迅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使其写作获得价值的内在奥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以鲁迅为镜鉴，从他的身上也许可以或多或少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性”的确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通过对表面的东西的强调来确立的。如果仅仅是看表面，那么二十世纪几乎没有一个从事中国文学创作的人，可以被认定为具有“中国性”，像写诗的穆旦、冯至、卞之琳，写小说的沈从文、巴金，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接受了外来文学的影响，从中汲取了养料的。正是因为如此，如果真要强调“中国性”，我宁愿将对“中国性”的强调看作是对“中国问题”的追寻，即在什么情况、什么意义上，文学解决的问题是迫切的，对一个民族而言是需要的。

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的需要首先是一种内在需要，是这种内在需要构成了它产生的动因。如此一来，即使就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言，文化生产也不能够成为一种物质产品似的东西，可以通过看别人的需要，以别人下的定单来生产。如果真得那样，不要说文化的责任和价值无可言说，就是它的自尊也无处存身。我相信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伟大文学，从来不是考虑了超越其语种，在它之外的文化是否认同这样的问题后，才产生的。如果那样，产生的东西恐怕就不是文学了。文学的产生，哪怕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它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它有关的，应该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杜甫是如此，但丁也是如此。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对那些指责国内的诗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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