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后出生的人而言，知青的话题是非常陌生的，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整整一代人的阵痛，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知青岁月，总有人在反思时掉下热泪。作家韩少功曾说：“我的这些同辈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构成了坎坷、震荡、裂变、悲欣交集的一个巨大总和。”回望历史，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以毛泽东在年12月21日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开始的。“很有必要”成为当时动员滞留在中国大陆中学里将近万学生的一句口头禅。然后就是一群十几岁的年青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告别了父母，千里迢迢地奔赴陌生的地方。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有喧天的锣鼓、飘扬的彩旗，更多的是悲悲戚戚的哭声和千叮咛万嘱咐。特别是当火车的汽笛声响起的时候，车上车下霎时间爆发了哭声、喊声、呼号声。当列车启动的那一刻，有尖叫的、呐喊的、狂呼的，还有昏厥过去的老人!站台上的人群像一股洪流在向火车边涌动，而车上的一个个窗口里伸出了无数双舞动着的无助的手，还有趴在窗前痛哭的人。海量年青人的大迁移，自愿的、强迫的、无助的、无奈的夹杂在一起，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奔向农村和边疆。

知青运动的缘起从经济上的原因来讲，因为计划经济年代初期出现的种种弊端，在国家包揽一切下，无法安置多余的毕业学生，“文革”爆发以后，又出现了全国停课，工农业生产全面停滞，城市更无法安置滞留的学生，广阔的农村就成了目的地。知青运动把千百万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抛入到农村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体会课本中所学的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但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空虚，那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书读，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即使是被认为改造自然、改造山河的壮举，很多也成了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典型案例，刚下农村时的一点点美好善良的愿望，都被农村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后来恢复高考，很多知青都参加了考试，但当时普遍的情景是：考生们看着发下来的卷子发呆。上山下乡回来后，只知道橡胶树育苗、定植、挖大穴，还有就是挖梯田的大会战。那个时候，考生真想大哭一场啊！

一个监考老师看到一个学生的考试卷。

问：什么是有理数，什么是无理数？（初中一年级的题目）

答：无产阶级镇压敌人有理，地主压迫农民无理！

这是考数学吗?老师看了许久，心里在颤抖。搞了十年的“文革”和上山下乡，知青们头脑里灌满了“造反有理”、“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为了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这样的答案正是多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苦果。

等知青回城后，很快又面对来势迅猛的经济大潮带来的冷遇、困惑和艰难，年龄已大且无技术的他们，回城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对那些已经“扎根”农村的已婚知青，后期更是经历了本不应当经历的生离死别。

都过去了，那段非常岁月！

本周“濮哥读美文”将播出诗人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感谢郭先生的诗歌，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

作者/晓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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