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琪

后秦时期长安僧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以鸠摩罗什译经为界，可以分三个阶段来了解当时长安僧团的整体状况。

在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之前，那种由国家规范管理的僧官制度还没有形成，但是以寺院讲经和译经为中心，已经形成了核心僧团。譬如以竺佛念为首的译经僧人团体和以道安为首的讲经、译经僧人团体，就是当时长安的核心僧团，已经很有规模。

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后，在姚兴的支持下，有僧人跟随他学习佛经、开场翻译佛经，这样就以逍遥园、草堂大寺为中心，形成了以鸠摩罗什为首的长安僧团，并且借助后秦国家的力量，由鸠摩罗什的弟子僧契正式组成了僧官组织，借世俗政治权威来维护僧团的纪律。

佛驮跋陀罗来到长安后，以他为中心集聚了一批僧人，这批僧人因为不在鸠摩罗什僧团的之列，所以又被称为“新僧”，是相对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僧睿、僧契等僧人而言的。

因此，当时的长安僧团势力出现了三重迭加的格局。首先是竺佛念僧团与道安僧团的成员部分参与了鸠摩罗什的译经工作，相对于鸠摩罗什僧团，竺佛念、道安僧团是长安的“旧僧”，鸠摩罗什僧团是“新僧”。等佛驮跋陀罗来到长安后，鸠摩罗什僧团已经在国家政治权威的扶植下形成了被称为“秦僧”的僧团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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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译经之前的竺佛念、道安僧团

西晋时期，洛阳一直是西域僧人传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大批的异域僧侣和本土信徒都活动在这个当时的都城。五胡乱华后，洛阳纷乱，僧侣四奔。随着前秦政权在长安的建立，长安佛教开始兴盛，逐渐在聚众译经的基础上形成了长安僧团。

01

竺法护在长安的译经及其译经团体成员情况

西晋时期，长安已成为佛教中心之一，见于记载的活动频繁的佛教高僧有竺法护、帛远。世居敦煌的月支人法护在一些出身长安的文士协助下于长安翻译佛经，而帛远在长安讲经说法，曾集聚了僧俗信徒上千，应该有了一定成规模的僧团组织雏形。

竺法护在晋武帝时代曾随其老师天竺僧人竺高座到西域求法，取得多种胡本佛经东归，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其在长安译经有以下几种：太始二年（）译出《须真天子经》，太康七年（）译出《持心经》、《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元康七年（）译出《渐备一切智德经》。

从太始二年（）到永嘉二年（）的42年中，法护辗转于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翻译佛经，在敦煌翻译佛经的助手主要有法乘、月支人法宝及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荣携业、侯无英等30余人，而在长安、洛阳译经的“笔受人”及“劝助者”先后主要有安文惠、帛元信、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竺力、孙伯虎、聂道真、折显元、赵文龙、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等。

以上参与译经者的具体身份虽然文献没有非常明确地记载，但是从姓名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世俗信仰者而不是出家僧人。

在敦煌译经的时代，法护所依靠的主要是当地的世俗信仰者的力量，所以在长安译经时这些人没有出现，这就说明竺法护并没有形成一个随其流动的固定僧团。他在长安、洛阳译经，依靠的也是以聂承远、聂道真为代表的长安当地的世俗知识阶层，世俗信仰者作为主要力量参与佛经翻译，表明当时在竺法护译经的译场的确实没有形成成规模的僧团组织。

02

帛远讲经时期的长安僧团情况

帛远在长安的活动是在晋惠帝末年，要比竺法护晚。帛远通过讲经集聚了一批僧人，形成了长安僧团雏形。

帛远是讲经长安的汉族僧人：

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发道心，启父出家，辞理切至，父不能夺，遂改服从道。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素多所该贯。乃於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後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

既然晋惠帝末年在长安讲经的帛远已经“造筑精舍”，且有上千人的僧俗弟子追随其学习，可以推断，以帛远为中心，曾形成了以讲经为主体的长安僧团。

其后，随着五胡乱华与前秦政权在长安的建立，长安开始成为一个佛教发展的重镇。尤其是随着竺佛念的译经活动和释道安被俘虏到长安，长安僧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03

竺佛念时期的长安僧团情况

东晋时期长安僧团的形成，首先跟竺佛念在长安的译经有密切关系。

竺佛念是凉州僧人，在少年时代就出家为僧，对于西域语言比较精通，在苻氏前秦和姚氏的后秦时代，他是中原译经僧人中的一代宗师。

至于他是什么时间到长安的，文献记载中不太一致。《出三藏记集》说他是前秦建元中开始译经的，但什么时候到长安，没有明确记载。《古今译经图记》卷3却认为竺佛念是在建元元年（年）同西域僧人僧伽跋澄一起来到了长安，开始了合作翻译佛经的工作。这显然是错误的。按《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的记载，西域僧人僧伽跋澄是建元十七年（）才到达长安的。他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就是从此年开始的。

即使从建元十七年（年）算起，就译经的时间而言，从建元十七年（）到弘始十五年（年），在32年的译经生涯中，竺佛念主持翻译或参与翻译的佛经共有以下诸部：

《耀论》20卷，《菩萨璎珞经》12卷，《十住断结经》11卷，《鼻柰耶经》10卷，《十地断结经》10卷，《菩萨处胎经》5卷，《大方等无相经》5卷，《持人菩萨经》3卷，《菩萨普处经》3卷，《菩萨璎珞本业经》2卷，《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1卷，《中阴经》2卷，《十诵比丘尼戒所出本末》1卷，《四分律》60卷，《增一阿含经》50卷，《阿毗昙八犍度》30卷，《长阿含经》22卷，《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5卷，《中阿含经》59卷。总19部合卷。

竺佛念的佛经翻译，慧皎在《高僧传》中作了两方面的评价，一是说其翻译“质断疑义，音字方明”，一个“质”字，指出了竺佛念翻译的不精纯；二是“在符姚二代为译人之宗”，指出了竺佛念在鸠摩罗什译经之前所具有的无人可以匹敌的译师地位。

竺佛念在长安译经32年，同他合作译经的僧人有明确记载的就有18人，其中域外僧人7位：昙摩持、昙摩卑、僧伽跋澄、毗婆沙佛图罗刹、鸠摩罗佛提、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中原僧人11位：释僧纯、慧常、僧导、僧睿、道安、慧详、昙究、慧嵩、法和、慧力、僧茂。西域、天竺僧人同竺佛念完全是合作关系。11位中原僧人中，释道安是竺佛念后期译经的合作者，而其他僧人同竺佛念既没有师承关系，其佛学修养也各有千秋，如慧常是凉州名僧，僧纯曾求法西域，面见龟兹佛寺的最高统领者、鸠摩罗什的启蒙老师、小乘学大师佛图舌弥，并取得比丘尼戒本。

很明显，同竺法护的译经团体不一样，协助竺佛念译经的已经都是出家的僧人，而不再是世俗信徒，这至少说明，在长安存在着以竺佛念为中心的一个译经僧团。

作为一个译师，竺佛念由于出身当时西域商人、使者、僧人云集的凉州，对西域语言非常精熟，但是佛学、儒学修养都相当欠缺，《高僧传》谓其“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诂训，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观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著。”

正是因为他在“义学”方面的缺陷，所以可以推定其在当时的环境下，对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僧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限的，所以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僧团组织。

对于僧团而言，译经和讲经是凝聚僧人成为一个成规模修习僧团的两种主要方式。对于当时的僧界来讲，有能力参与译经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仅仅翻译佛经并不具有凝聚大批僧人的优势，而讲经由于涉及对于经文的传播和讨论，所以不仅能吸引部分学问僧参与讨论，还能吸引大批僧俗信徒前来学习。因而，竺佛念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显然不具备组成大规模僧团的条件，当时的长安僧团应该是比较松散的，并没有形成一种团聚核心。

04

释道安对长安僧团发展的重要作用

长安僧团真正形成一个具有“义学”学术凝聚力的共同体，始于释道安。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年），前秦苻坚的大军攻破襄阳，僧释道安被俘后被送到长安，苻坚将其安置在长安的五重寺，奉他为国师。释道安的到来，使得原来的长安僧团又加强了力量。道安到长安后，同竺佛念多次合作，翻译佛经。

可以想见，来到长安的释道安既然被苻坚称之为“圣人”、奉为国师，他又是佛图澄的受业弟子，早在邺（今河南临漳）的时候，就有数百僧人追随释道安，其在僧界的地位远在竺佛念之上，所以他对长安僧团的号召力自然非竺佛念所可匹敌。如僧契、僧睿、僧导等人此时就是释道安僧团的得力助手，他们也构成了后来鸠摩罗什僧团的主体。

道安抵达长安后，长安僧界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道安深厚的佛学修养和儒学根基，加强了长安僧团的凝聚力。前秦国王苻坚明确敕令“学士内外有疑，皆师於安”，用政治威权的力量确立了道安的学僧领袖地位，僧睿等一批僧人分别在佛经义学方面成长了起来，为鸠摩罗什译经传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仅如此，关键是释道安在邺、襄阳等地传教讲学多年，他不仅成为了当时佛经研究解说的权威，而且由于始终有数百僧人追随他，所以在襄阳的时候，他就制定了明确的僧团戒律仪轨：“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显然，他来到长安后，长安僧团也完全遵守这些仪轨。

据僧传，当年释道安在新野分张僧众后，尚有余人随他到达襄阳，他在襄阳讲经15年，其僧团成员应该有所增长。及至襄阳之破，危难之时，道安弟子再次被分遣各处，但也应有相当数量的僧人随他来到了长安，因而，《高僧传》说道安在长安五重寺有“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这个数千的说法，显然是一个略显夸大的约数，这从其同后来的鸠摩罗什僧团的数量对比就能看出来。道安去世后16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奉后秦国王姚兴敕令随鸠摩罗什译经的长安学僧有人，当然，在当时的长安僧团中的僧人远不止此数，但肯定也没有数千。然而，当四方僧人听说鸠摩罗什在关中译经，纷纷前来学习，一时僧人数量大增，人数才达到之众，这已经可以说是当时僧团的一个顶峰了。由此推断，释道安时期的长安僧团成员有上千人是可能的，但不致于有数千之多。

上千人的僧团，需要有一定之规加以管理。释道安时期的僧团管理由于尚没有建立官方意义上的僧官、僧制，因而，主要靠戒律和领导者的修行与道德权威来加以规范。王永会先生在研究中国佛教僧团的发展与管理时指出：“魏晋虽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但成型的中国化佛教僧团已经出现。其时之佛教僧团，在组织形态上仍然一如原始佛教，依靠的是领导者的修行与道德权威。在管理制度上主要宗依佛制戒律，拥有高度的僧团依律自治的能力。同时，在并不完备的内律与中国本土思想和宗教习俗的调适融合中，因时因地因对象对旧规进行调整与创新，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中国化的教团体制。”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襄阳城破前避地东下的释道安弟子法遇维护僧团纪律的事例可以为此提供例证：

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

法遇在江陵长沙寺维护僧团纪律的这个事例，一方面可以为我们认识释道安时期长安僧团的管理提供一个生动的例证，另一方面正如严耀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魏晋时僧团的维持主要靠自觉，僧团领导人也多以自身的模范来带动戒律的遵守。”

综上所述，释道安在学问修养上是长安僧俗之师，在僧团的模范带领及仪轨的制定与执行方面，已经建立制度化纪律。这是区别于之前的长安僧团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因而，明确的学术趋向或修习目标的确立、严格的僧团仪轨的制定，这是成规模僧团产生并发展的最基本的两个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成规模的长安僧团始于释道安。

后秦时期的长安僧团在翻译佛经的基础上，能成长为一个学问僧集团，为佛教的中国化和佛教经典的正确传播做出贡献，其间，释道安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2

以鸠摩罗什为核心的长安僧团的

形成与发展

后秦弘始三年（），姚兴出兵西伐吕凉，凉军大败，58岁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被邀于十二月二十日从凉州抵达长安，受到国师般的礼遇，开始在后秦政权的支持下翻译佛经。长安僧团由此迎来了一个不仅在长安佛教史上，而且在中国佛教史上也非常重要的大发展时期。可以说，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近乎空前绝后的一个僧团发展高峰。

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后，长安僧团在三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01

长安僧团得到后秦政权的鼎力支持，名僧云集，迅速扩大

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之前，后秦国主姚兴对于长安僧团中的学问僧多所奖掖，如姚兴对僧导“友而爱焉，入寺相造，迺同辇还宫”，对僧契“深相顶敬”；后秦司徒公姚嵩对僧睿“深相礼贵”，但是并没有大规模地支持僧团的发展。事实上，鸠摩罗什之前的长安僧团，由于缺少一个译经或讲经的权威领袖人物，也不具备被后秦国家鼎力支持的条件。

出身一切有部、在疏勒国转向大乘的鸠摩罗什具有丰厚的佛学修养，名满西域。竺佛念僧团中的僧纯游历西域，在龟兹国不仅见过鸠摩罗什的老师佛图舍弥，而且对鸠摩罗什在西域的盛誉有所了解。正是因为这些西行求法僧人对鸠摩罗什的介绍，连释道安也曾经对鸠摩罗什非常仰慕，并多次敦促前秦王苻坚求取鸠摩罗什为中原所用。并且，鸠摩罗什又有在凉州姑臧17年的对于汉语言的学习，所以无论在佛经原典的掌握理解方面，还是在梵汉、胡汉语言的翻译方面，他达到了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倾心佛教的后秦国主姚兴对于鸠摩罗什的到来，首先在潜意识里就是非常重视的，鸠摩罗什一到，姚兴随即敕令“沙门僧契、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

姚兴敕令中提到的僧契、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这些人，都是当时长安僧团中标领型的僧人。虽然当时姚兴敕令的这多僧人，文献中不可能有详尽的记载，但是从《高僧传》记载的曾受学鸠摩罗什的27位僧人中（参见文后附表1），我们还是能推测出这学僧当时在佛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来。

这27位僧人中，除了僧弼、昙干、僧苞、昙顺4人为以年少出家人的身份跟随鸠摩罗什学习外，其他13位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前就已经是各自学有所长、声名赫赫的成名高僧，他们是僧契、僧肇、僧睿、僧楷、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慧睿、昙鉴、慧安、昙无成、僧导、道温、僧业、慧询、僧迁、慧斌、法钦、道流。

这13位高僧有的是长安僧团的名僧，有的来自周边寺庙及慧远僧团等，如僧契是长安大寺著名“法匠”弘觉法师的弟子，“通六经及三藏，律行清谨能匡振佛法，姚苌、姚兴早挹风名，素所知重，及僭有关中，深相顶敬”。僧睿是关中名僧僧贤法师的弟子，他在长安讲经传道，被姚兴赞为“四海标领”。道生受业于名僧竺法汰，慧观、道温年青时受业于庐山慧远大师，昙鉴受业于竺道祖，慧睿曾游历西域诸国求法学习，慧严“迄甫立年，学洞群籍”，道恒“游刃佛理，多所兼通”，道融“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闇游心府”。僧肇早在西上凉州之前，就已经是“学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的名僧，况且又在凉州姑臧追随鸠摩罗什多年，其佛学学术水平与僧界影响力自然也不小。其他如僧迁、道标等也都是一时才俊。

由此，在人才与时势方面，此时的长安僧团可谓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人才方面，鸠摩罗什的深厚学养和宏博声名为长安僧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权威核心，僧人中一批学有所成的著名学问僧为僧团在“译经”与研讨“义理”上准备了人才。

时势方面，后秦国主姚兴以国家力量为翻译、讲说佛经提供财力方面的支持，还敕令僧人领受鸠摩罗什的教导，协助他翻译佛经，以政治权威的形式将长安僧团同鸠摩罗什这个中心人物凝结在一起。

正是有了这两方面条件的结合，周边及全国各地的僧人闻讯纷纷负笈前往长安受学，如昙无成就是一个典型，当他“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鸠摩罗什问他：“沙弥何能远来？”昙无成答曰：“闻道而至。”由此，长安僧团迅速扩大，由最初的多人扩大到多人。但是，这多人是鸠摩罗什所说的跟他“受法”的僧人。其时的长安僧团，各类僧人事实上已经远远不止此数，《晋书》卷记载当时来到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的僧人达到多人：

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我们将这段文献记载同《高僧传》中鸠摩罗什所说的“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的记载结合起来解读，就可以得出，当时长安僧团的僧人以鸠摩罗什为中心，分作内外亲疏有别的三个圈层，最内层的是核心层的学问僧人，负责协助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第二层是正式“受法”于鸠摩罗什的僧人，第三层就是上引文献所说的“沙门自远而至者”余人。

当然，人、人、人应该是一个后者包含前者的数据，就是说，当时长安僧团有多僧人，一时佛化大行，“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02

建立了以僧契为首的僧官制度，僧团管理由内部道德示范走向国家威权管理

长安僧团有人之众，僧团的管理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在僧团管理方面与前代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僧团的自我管理转变为国家设立专门的僧官机构来管理。

关于后秦僧官机构的设置缘由及其职官，《高僧传》的记载比较简略：

自童寿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兴曰：“凡未学僧未阶，苦忍安得无过。过而不劾，过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书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契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

关于后秦僧官制度设置的缘由，不外以下三方面。

显然，来自各地良莠不齐的多僧人云集长安，仅仅靠僧团的自我约束和一般的戒律限制已经是力不从心，所以专心佛事的姚秦政府觉得有必要由国家来出面管理僧人们。后秦国王姚兴认为这些学僧们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佛学修养境界，整日过着清苦的寺院修炼生活，当然难免不犯错误、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如果不加以妥善的管理，学僧们将会越来越不守戒律，最终破坏僧团的禅修与学习，因此他觉得“宜立僧主以清大望”。

姚兴所说的这个设立僧官机构的理由显然是很主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共识，但是在此处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另外两点具有关键性的促成因素：

首先，我们前面已经提及，在僧官制度未曾建立之前，中国佛教僧团主要靠戒律和领导者的修行与道德权威来加以规范，释道安僧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那么这种早期的僧团自主管理模式就对僧团的领导者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僧团领袖在戒律和仪轨方面的模范引领，可是鸠摩罗什本人恰恰缺少这种资质——他的屡次破戒已经将他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晋哀帝兴宁元年（），20岁的鸠摩罗什就在龟兹王宫受比丘戒中最高级别的具足戒；晋孝武太元九年（），前秦大将吕光攻陷龟兹，俘获鸠摩罗什。在吕光的逼迫诱骗下，罗什与龟兹王女成婚，破戒。抵达长安后，鸠摩罗什又再次破戒。如果说在龟兹成婚破戒完全属于迫不得已，那么在长安领受姚兴所赐的“妓女十人”后“别立廨舍”则完全属于半推半就，这对当时长安僧团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鸠摩罗什在讲经的时候自嘲其破戒娶妻“譬喻如臭泥中生莲花”，让学僧们“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但是鸠摩罗什作为长安僧团的灵魂人物，在破戒方面的身体力行显然对僧团戒律仪轨的维持造成了极大伤害，以至于不得不以“吞针”来震慑意欲突破戒律的僧人们。

在这种情况下，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的僧团戒律的道德标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丧失了权威性和说服力，那么由政治威权出面来重建僧团纪律，就显得非常必要，这可能就是姚兴诏书中所说“宣授远规，以济颓绪”的深意所在。此为后秦僧官机构设置的动因之一。

其次，政治势力对僧团力量的防备也是建立僧官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动因。

关于后秦僧官制度中职官的设置，相对比较简单，但已经完全纳入了国家职官体系。这样就改变了僧团管理的性质，把僧团的自我维护转变成了国家正式管理，从体制上对僧团形成了约束。

后秦政权设立的僧人管理机构由“国内僧主”、“悦众”、“掌僧录”这样三个僧官组成。三者形成一个明确的统分关系。这样一来，鸠摩罗什就从道德示范的神坛上被解放了出来，成了一个以学问而不是僧德见长的高僧大德，僧团确立了威权型的管理者——“国内僧主”，由僧主来管理僧团、树立僧团的道德威信。

姚兴看中了僧契在这方面的管理才能，况且僧契本人当时就是以行为清谨、严守戒律而著称于僧界。据僧传的记载，远在姚兴尚未继承后秦国王王位之前，就特别仰慕僧契，等到在长安见到僧契后，对他更是非常敬重，所以由僧契来做僧主是最合适不过了——严守戒律的清修模范、少年就出家于长安僧团的地缘优势、与后秦国王的良好关系，正好符合做一个僧团管理者的所有条件，一切都顺理成章。

对于僧团自身在戒律方面的管理与僧官体系的威权管理，严耀中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由于中国的僧众实际上服膺的是僧制而非戒律，因此戒律于中国佛教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的是符号上的意义。对戒律作为符号意义的坚持，是在于保持佛教的社会道德作用：接受戒律就是给僧侣贴上身份与道德标签，表明其在社会道德上应该发挥特殊的作用。”

显然，后秦长安僧团中僧官体制的建立，正是“戒律型管理”让位于“僧制管理”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国家威权开始全盘接管僧团。

03

长安僧团的“学问化”倾向及其对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如果我们从前到后审视在长安先后译经的竺法护、竺佛念、释道安、鸠摩罗什僧团，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在他们的僧团成员中，竺法护、竺佛念译经主要依靠的是世俗知识分子和信徒及部分西域僧人。从释道安僧团开始，世俗信徒或知识分子已经退出了佛经翻译的译场，而像僧睿这样的一些汉族学问僧开始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到鸠摩罗什译经时，完全依靠的是在长安成长起来的大批学问僧。

鸠摩罗什从姑臧到长安的时候，应该也带来了一些凉州僧人。因为据记载，僧肇是鸠摩罗什在姑臧的时候，就不远万里去投奔他，向他学习的。由此可以推测，鸠摩罗什在姑臧的时候也有部分僧人追随他。

鸠摩罗什到长安后，面对的是一个无论在佛学理论，还是组织结构上都已经非常成熟的长安僧团，原道安僧团中的主干成员迅速集结到了鸠摩罗什的门下。释道安、竺佛念为他们培植的佛学修养，再加上鸠摩罗什对于佛经翻译的权威性，使长安僧团在知识的自信方面日见增长，就更加重了长安僧团的凝聚力。

在跟随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岁月里，经过长时间的经义探讨和学习，在这弟子中，涌现出了著名的“十哲”：僧契、僧肇、僧睿、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其中的僧契、僧肇、僧睿、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又被称为“八俊”；而僧睿、道融、道生、僧肇这四位最出色的弟子被称为“关中四子”，他们都是当时以学问、禅修著称的杰出佛学知识分子。

在鸠摩罗什的影响下，长安僧团具有非常明显的“学问化”倾向，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长安僧团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从长安僧团的僧人个体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来讲，也是有相当分量的。著名者如僧肇被誉之为“解空第一”，他的佛学思想达到了中国佛教般若学的顶峰，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他对后世的三论宗和禅宗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竺道生精研《涅磐》诸经典所体悟倡导的“顿悟成佛”，开创了中国佛教修炼中的“顿悟”法门。

在《高僧传》所记载的当时受学于鸠摩罗什的27位长安僧团的高僧，在鸠摩罗什去世前后都散布各地，成为当地的佛学名僧。除了在长安留下来的僧契、僧肇、僧睿等人及隐居山林的几位，有14位都南下传道，信徒盈门。如道融到彭城，门徒数百；竺道生先后到建康青园寺、庐山精舍等处，宣扬“顿悟成佛”；慧严到建康东安寺说法；慧观到荆州高悝寺讲经说法，“使夫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慧睿到建康乌衣寺，宣说众经；僧弼在彭城寺，僧苞在建康祇洹寺，昙鉴在江陵辛寺，昙无成在淮南中寺，僧导在寿春东山寺，道温在襄阳檀溪寺，僧业在姑苏造闲居寺，慧询在建康道场寺、长乐寺，昙顺在江陵竹林寺。

从总体上来讲，鸠摩罗什时期长安僧团的佛经翻译与研讨，

一是逐步将一些重要经典正确地翻译介绍给了中国思想界和佛教界，为佛教思想融入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

二是在译经、讲经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的学问僧人，为正确消化、理解和传播佛学思想准备了本土人才；

三是在正确传译佛教经典的基础上开始产生新的思想，为佛教进一步的中国化及向东亚诸国传译开辟了路径。

原载《学习与探索》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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