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平：西交利物浦大学教授、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

卡尔·维克(KarlE.Weick)曾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组织行为系以及心理系的教授，被评为伦西斯·利克特杰出教授。在组织研究领域，他的研究独树一帜，富有开创性贡献。后来很多著名的管理大师，如彼得·圣吉、阿里·德赫斯，其管理理念都脱胎于维克的组织理论。

本期维克的专访中，采访者指出，维克的“‘建构感知’（sensemaking）的思想影响了组织学。让‘组织’从一个名词变为动词。维克最早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组织和管理，然后到系统学说，成为‘松散关联系统’（looselycoupledsystem）和‘紧凑关联系统’（tightlycoupledsystem）研究的先行者。在他学术的第三阶段，维克结合心理学和东西方哲学提出管理中的‘正念’（mindfulness）观。”我部分同意以上看法，我认为，维克研究的第一阶段集中在“建构感知”方面，特别是将管理研究的重心从静态的组织结构转向动态的组织过程。此外，他在此阶段的研究强调信息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模糊性，这一观点与詹姆斯·马奇有关模糊性的理念不谋而合。维克研究的第二阶段集中在“松散关联系统”方面，特别是采用与机械论视角相对立的自然有机论视角探讨“松散关联系统”的优势。维克在“理念重造现实”（enactedenvironment），尤其是对现实的知行合一式的建构感知，以及即兴发（improvising）与想象力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他在第三阶段的成果。而维克有关“正念”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他在第四阶段的最新成果。

此文中，我着重探讨维克思想与中国道家哲学最为接近的两大方面：一是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内容特征，包括知行合一、即兴发挥、直觉、想象力、“放下”（lettinggo）、反向学习（unlearning，即归零式学习），以及“正念”等方式，特别是他偏好比喻与诗歌的表达方式，都与理性思维具有巨大的区别，而这些特征恰好是中国悟性思维的核心部分；二是非理性思维方式的来源基础，主要来自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因而导致高度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思维的非理性特征。此外，与非理性思维来源基础有关的还有哲学传统预设前提，包括动态过程、自然有机论视角、模糊性、后现代建构主义与诠释主义的视角，以及有关悖论的阴阳平衡思维视角。为此，我认同访谈短评的观点，即“管理的尽头和源头都是哲学。维克的学术生涯从心理学开始，再回到哲学思考，特别是结合东方哲学的思辨。他的成就也提醒我们，不要在技术崇拜的思潮中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

理性与非理性的长期二元对立，使人陷入对这两种思维方式一褒一贬的心理误区。反映在组织管理上，强调秩序、控制目标导向的理论主导着实践者的管理认知和行为，而当组织实现这些目标导向的同时，却也将裹挟着人的组织变得如机器一般，高效却创新乏力，可靠却灵活不足。透过维克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和重拾非理性对于组织管理的独特价值。

我将非理性思维大体分为两大维度，即如前所述的“内容特征”和“基础来源”。用一句话概括这两大非理性维度的实践价值，即是：面对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如何做出突破性创新和学习？这正是值此商业环境动荡不居之时，应该研习维克思想的意义之所在。而其与中国道家哲学的不期而遇与不谋而合，则告诉中国企业管理者，我们拥有实践这些管理思想的“先天优势”或“长板”，而非“后天劣势”或“短板”。

在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组织管理呼唤“非理性”，中国组织管理特别呼唤“道家哲学”！

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内容特征

大家对维克最为熟知的就是其“建构感知”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维克经典之作《组织社会心理学：如何理解和鉴赏组织》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没有《组织社会心理学》，就没有《第五项修炼》、《基业长青》与《长寿公司》等著名管理书籍。维克经典之作中指出，人们真正想从职场获得的是“消除无力感”，而企业活力来自员工在工作中的成就感，而员工的成就感来自企业的宽容。此书指出，组织是有着共同预期的小社会结构，这些预期是和角色密切相连的，因为角色会界定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对他人和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期。一个组织是一个可辨识的社会实体，它通过在其成员及客体中相协调的活动和关系来追求多重的目标。这样一种社会系统是开放式的，而且它的生存有赖于在更大的实体——社会中的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组织建构首先是建立这样一个共识之上，即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这一共识被称为“一致性确认”。

我认为，维克的“建构感知”概念是他特别推崇的非理性思维的主要内容之一。正如他在专访中特别指出，“我的理论似乎更看重‘规划的替代’，包括即兴表现、弹性韧力、想象力和由小结构演化生成大结果，犹如交响乐中基本音乐旋律和它的反复再现。”正是从“建构感知”这一概念出发，维克逐步发展其他衍生出来的非理性概念和理论。

由于维克有关即兴发挥的理念为人们所熟知，我在这里着重阐述直觉、想象力、“放下”、反向学习、比喻、诗歌，以及“正念”的非理性内容特征。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内容特征正是悟性思维的核心特征。其次，“正念”的含义最佳代表悟性思维的基本特征。正如维克本人在本期专访中说明，“在我们新版的《管理意料之外》一书中，我和萨特克利夫（KathleenSutcliffe）重新描述‘正念’为‘一种大脑活动的形式，它不断综合对背景情况合理的解释，不断想象左右背景情况的问题，不断思考背景内含的解方。’这个定义比经典版的正念更实用。”他特别指出‘正念’概念与东方传统思想的密切关系：“（关于正念的经典定义），我过去也注意到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James）的思想和佛学思想有许多接近的地方。我们用正念”这个概念，特别是在管理意料之外事件背景下，主要想用它来匡正散漫的思绪、被干扰的意识和执念。”再次，比喻的表达方式正如讲故事一样，对于沟通复杂思想有着独特的效果。正如维克指出，“许多禅宗的公案也是以故事为基础。故事演绎出疑惑，引发解惑的努力。我们也不会把禅宗的公案当作简单概念灌输。”这些理念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思想不期而遇，不谋而和。他特别指出，“我一直记得老子的名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在建议‘放下工具（思维）’时也谈到类似的思想。工具（思维）预先设定了你的探索视线，而精思细想的感知过程会让系统内在规律整体呈现出来。”

维克在采访中的以下表述更有说服力。他指出，“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就说明进入讨论后学生会有怎样的感受（从糊里糊涂到渐显渐知），他们会发现‘哦，我慢慢清楚了！’例如，舒尔茨（WilliamSchutz）曾表明，理解是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们走过‘浅薄的简单，混沌的复杂，和深刻的简洁！’如果学生能事先了解这个必要的过程，他们就不会在从‘太显而易见’，‘太荒谬’到‘这是根本’的认识过程中迷失。我的研究也显示，模棱二可和令人困惑的复杂其实为人们认知进步的证据。”这令我想起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他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五大弟子之一）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其后禅有所悟，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为了更加清晰地表述禅中彻悟，我认为应该将其中第三部分改为：禅中彻悟时，看山既是山，又不是山；看水既是水，又不是水。这才符合阴阳平衡思维。

非理性思维方式的来源基础

如前所述，非理性思维方式的来源基础主要来自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因而导致高度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思维的非理性特征。

正如维克在专访中特别指出，“寻求‘意义’（meaning）也许太奢侈。‘意义’似乎难以捉摸，太瞬变，太任意，太费时费工。所以，我们便将就在感知上，只求片段了解‘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继续（到下一个感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半确认、半修改、半否认正在展现的故事，又紧接被新线索牵引到更新的故事情节中去。”他接着指出，“我们会看到，学术研究处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动荡与斗争的大背景下。一个时期内，年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也可能是一个持续的模糊时期。”

除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不确定性以外，与来源基础有关的还有哲学传统预设前提，包括后现代建构主义与诠释主义的视角（这与定性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特别包括案例研究方法），以及有关悖论的阴阳平衡思维视角。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以上因素中与管理研究最为密切的两个因素，即案例研究方法和有关悖论的阴阳平衡思维视角。

维克特别重视案例研究的独特优势。他认为，“特别是显示从稳定到迷茫，再至稳定的案例，它有助于参与者理解关于‘建构感知’的不同主意和组织方法……对我而言，深入体察一个特例能带来无可比拟的概括效果。”此外，维克也特别重视悖论的平衡问题。例如，维克认为，“短短的时刻中，信念和行动是紧密关联的，它们制造快速的更新。更新中，对下一个时刻的期望和上一个时刻的结果都呈现出来，回顾和展望同时发生。换言之，回顾思维不排斥对未来的展望思考。这种（同时思考）也是只有‘正念活动’能够完成的。它既能有助于理解当下的情境，也能聚焦对未来的期望。”这里的言行合一反映了维克对于悖论问题的态度与处理方法。维克采用同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平衡关系：“在我的研究中，（定性的）情境和（定量的）发展过程同样重要，所以二者都可以包括到研究方法中。这种平衡可能更倾向定性，但不排除定量研究方法。例如，我在研究乌德乐（Utrecht）爵士乐队和明里苏达这两支爵士乐队时，就同时用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维克还采用同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奇有关探索学习（exploration）与应用学习（exploitation）之间的平衡：“在愈发紧密关联的系统中，小失败可能经过极短孕育期就迅速蔓延为大危机。”

从悟性思维的角度，加上阴阳思维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反向学习与（正向）学习的复杂关系看作是一对相生相克的阴阳关系。反向学习与路径依赖式之延续性创新和延续性学习无关，因为后者不需要前者，而前者对于后者也不可能。与此相反，反向学习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条件，而后者则是前者必然的结果。这一思路突破了西方研究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反向学习正如《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是指知识和知识哲学，而“为道”是指智慧和智慧哲学。反向学习与“为道日损”密切相关，而智慧和智慧哲学与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密切相关。为实施路径跳跃式之突破性创新和突破性学习，已有经验与已有理论不但不会有所帮助，反而会成为最大的障碍。反向学习就是为了打破先入之见，另辟蹊径。我认为，反向学习应有三大步骤机制：一是对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的怀疑挑战；二是将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束之高阁；三是把已有经验和已有理论渐渐淡忘。正如苏轼《题西林壁》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面对复杂多变因而模棱两可的情景时，我们必须跳出“三界”之外，才能有重大突破。换言之，只有放松，才能“放下”；只有“放下”，才能突破。总之，反向学习就是打破思维惯性。这与马奇有关愚蠢的理念密切相关（详见《与马奇对话》以及《马奇：德鲁克之后的顶级管理大师》，本刊年5期），也与乔布斯“永无止境，痴心不改”（stayhungry,stayfoolish）的名言异曲同工。

与反向学习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学会“放下”。北京大学周长辉教授曾撰文讨论维克于年在管理学顶级学术期刊《管理科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组织建构感知的崩溃：曼恩峡谷灾难》。曼恩峡谷灾难是指年8月5日发生在美国蒙大拿州曼恩峡谷的一场山火消防灾难。维克从组织学视角重新讨论那个过程的教训。他层层剥茧，辨析为什么组织感知会崩溃，其中最为重要的教训是他们在撤退并奔跑逃生的时候，没有放下沉重的工具装备。消防队员们为什么没有放下沉重的装备呢？维克引用角色结构的分析视角，把装备问题联系到了角色和身份的合法性。他是这样推论的：消防队员天职是扑灭山火，他们在火情面前却退却了，这已经让他们的身份和士气遭到玷污。如果这时再让这些后退的队员把消防工具扔掉，那么他们就会困惑至极——基本上就行不通了。这意味着，那些工具装备，已经超出了工具装备本身的意义（形而下），而是具有了额外的组织身份和合法性的意义（形而上）。在维克看来，恰恰是后者，更为沉重地束缚着那些队员的意识，从而决定了悲剧的发生。（详见《沉重的装备》，本刊年1-2期）

反向学习与放下、与领导力密切相关。维克指出，“要想进行正确可靠的觉察，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有四海皆准的答案，比如到底该冒险，还是该照章办事，就要视情况而定。觉察就是要不断地了解实际情况。”在面对不可避免的不确定因素时，判断者所拥有的这种“设法觉察自己所处的环境、扮演的角色，以及从事的事务”的能力，至少与目标的明确一样重要。所以，他们有能力用同样的方法对别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借助这些认识，他们更有可能左右谈判的进程。领导力创造了感知与意义。领导力是用获取感知与意义的方式捕捉、诠释信息并传达决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即使有些人认为决策毫无价值，也必须执行，只是这是强迫而非领导力的体现。强迫方式通常比领导力会更简单、更昂贵、更冒险。不确定性会增加决策的必要性，譬如在变革的重要过程中。要重新理解所作所为的目的和意义，就需要对其进行诠释。维克曾将这种诠释过程比作诗歌创作。诗人要捕捉住读者最微妙的情感，然后将其转化为有意识的思想内容，并有效地表达出来。这可不只是标语和修辞。管理者每天的诗歌创作，就是仔细倾听工作流程的起伏，并将其成功表达出来。这需要对不确定性的尊重和敢于诠释的勇气。

以上讨论明确显示，维克的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不期而遇、不谋而合，可谓君子所见略同，大道不分东西。这意味着，饱含“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突破性创新之道”的维克思想，对中国企业而言，既落地于中国现代管理实践，又顶天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新学习维克理念的意义所在。

本文责任编辑：刘永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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