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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词语言艺术

文/张亚君

语言是心灵沟通的工具，诗词语言是心灵美的享受。语言承载着人们对事物的客观认知与主观臆断的表达，诗词语言则承载着人们情感世界的升华与精神启迪。

这种独具魅力的诗词语言我们简称为“诗语”。“诗语”是一种艺术，其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语言、浪漫的色彩、典雅的含蓄、哲思的灵动、吟咏的跌宕是构成“诗语”的重要成分。它是情感的浓缩，智慧的凝聚，激情的绽放，千百年来它伴着时代脉搏汩汩躁动，奔流不息。我们畅游在这所艺术殿堂，感受它的沧桑与澎湃，悲悯与缠绵，心灵深处总会波澜壮阔“水击三千”。

对“诗语”的评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诗词创作中会呈现不同的表象与意象。无论哪种表现形式，“诗语”都有它遵循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构成了格律诗词经久不息的生命火焰。

格律诗词由于受句式和字数的束缚，语言善于联想，字句讲究凝练，以期达到意境恢宏，思力深邃的艺术效果。这种张力源于“诗语”的内在需求，既感悟的勃发，心泉的奔涌，渲染的淋漓，咏唱的质美。

“诗语”之所以不同于白话文，是它具备了由诸多因素合成的语言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它以寥寥数语，达到数百字或上千字都难以表达的意境。这种意境凝集着作者最深刻、最鲜明的情感世界，带给读者的不是先“思”后“感”的冲击，而是先“感”而后“思”的震撼。这种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便是灵感火花的交融，从而引发波浪效应，层层叠叠铺展开来，凝成致美。

“诗语”首先要有“个性”，这种个性是歌者独立意识对事物的心灵反映，是歌者情感含蓄的静美或意志的超拔，是意到而情未尽的反刍，是心灵对物化的升腾。

这种个性即心灵的悸动，我称之为“灵性”，灵性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灵性是个性心灵深处的鸿鹄，是悲壮激越的岩浆。它像磁场一样感知肉眼看不到的广袤，穿越时空，畅游未来，与你共舞。

“老干体”便是“诗语”的反面教材，它以“口号”式的豪言壮语写诗，内涵空洞、语式平庸，这种缺乏个性张扬的直白，没有灵性，无法给人以新奇的启迪与联想，也就失去了共鸣的基础。

我们读古诗词那些脍灸人口的精湛作品，每一首都凝聚着歌者独特内心世界的精神寄托与情感的争鸣。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表象的展露，更重要的是透过表象那扑面而来的真情，在心灵的震撼中有了与其同喜或同悲的冲动。

一首《石灰吟》让我们感受到，“烈火焚烧若等闲”，“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铮铮铁骨与品德的伟岸。这种誓死如归的浩然之气，一尘不染的人格魅力，传递的不仅是石灰的表象，重要的是诗人的气节。这种威武不屈的民族之魂才是歌者的心灵呐喊，千年不朽。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每一个轨迹都交织在社会的经纬中，不同阅历与环境成就了不同的人文理念，每一个个体的情感世界装满了各自独特的春夏秋冬与喜乐哀愁。当这种独特的感受燃烧到极致迸发的时候，会撬动经纬的一个节点，形成无数节点的共鸣，这个回音无疑是震撼的，美妙的。

其次，诗语应具有“大众性”，诗词是用来吟唱的，诗语便是这种吟唱的载体。只有具备美感质感的诗语，才会千古流芳。这种传唱的美必须为社会群体所接受，所传承，不管是苦难还是甘醇，激扬还是悲壮。

因此“诗语”既要有“阳春白雪”的高雅，又要适应“下里巴人”的需求。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诗词界争论的焦点，古人把诗词当成“士大夫”的专利，现在依然有共鸣。世人持这种观点是因为古代的“士大夫”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仕途熏陶，他们有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有机会奔波在明山秀水之间，感悟仕途的艰与自然的美。在社会活动的进程中，他们有的经历了战乱和屈辱，饱尝了亡国之恨，有的宦海沉浮，饱经了人间沧桑。无论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无奈，还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期盼，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都注了入歌者的真情，才有了千古不朽的魂。正是这种魂魄符合历史的潮流，大众的心声，才肥沃了传唱的根。因此，“士大夫”们成为诗词创作的主流群体也就顺理成章。

今非昔比，时代的变迁及文化的普及，为格律诗词群体创作队伍的扩大，夯实了基础。诗词艺术不再是“士大夫”们的专利。尤其新声韵的推出为中华传统诗词的发展延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为年轻诗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国家推行格律诗词新旧体双轨并行的体制，是为了更好的让诗词这朵奇葩走进大众，为大众服务，为大众讴歌。因此“诗语”在具有灵性、美质感、鲜明性的基础上，还要有良好的普及性。

与流畅性、普及性相悖的是复古思潮的漫延，重旧韵而轻新韵，认为现代人写不出古代人的优秀作品，甚至不能写赋。为了标榜旧韵强于新韵，有的诗人以创作晦涩费解的作品为荣，这类作品时常以生僻字或不知所以然的拼词来粉饰高雅。但读懂的人不多，有的字新华字典中都难以查到，这样的诗词读来既拗口又费解，因而失去了吟唱的旋律美与流畅美。我们读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李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并没有发现如何的故弄玄虚。这种生命力极强的作品，没因语言的质朴而消亡，反因语言的大众化而璀璨。

三、“诗语”应具有“哲理性”。诗之所以流传是它在“诗语”中蕴含着一种哲思，平淡的语言裹挟着哲思的火花，诗便盎然。这些哲思是作者对千头万绪事物的抽丝剥茧，归纳、判断、推理、升华的预见和释放，形成一种包容与智慧。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便是这种哲思的代表作。表面上看作者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实质作者要表达的内涵是，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否则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高度统一，正是诗语的精华所在。用苏轼的话来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我们倡导用诗的语言写诗，是为了提醒诗词爱好者，如何使用好诗词语言。诗语有别与白话文之处，一个是用眼看，一个用心看；一个是用形而佐证，一个是用情去拥抱。中华十四韵的推出，无疑为古老的格律诗词带来了勃勃生机。诗语”是诗的载体，意境是诗语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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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君，满族，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赤峰诗词学会理事，红山诗词学会副会长，赤峰书法家协会会员，辽阳红学会特邀会员。

文丨张亚君书法丨张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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