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时间，千百万的中国农民进入一个死亡方程式：没食物吃，削瘦，浮肿，消肿，没食物吃，削瘦，浮肿。如此反复几个来回，死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非正常死亡。而且出现了一个非常让人悲哀的现象：人吃人。

面对这情况，彭德怀架不住了。是的，彭德怀经历种种苦难，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最血腥的搏杀，从未后退。战场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恐怖的炮声、血肉横飞的场景不能吓倒他，但此刻再也撑不住了。不是彭德怀不够强悍，很简单。打了一辈子天下，除了生存环境逼迫，也是为了天下苍生争口气，让百姓过好日子。然而天下打下来之后，却又大批百姓进入那个恐怖的死亡方程式，那么自己一生奋斗、一身战功还有何意义

——情何以堪啊？！。

庐山事件之前，彭一直在干军人活，党内地位不高，很少插足政治。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掉入政治泥沼。和当时军内大佬一样，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感冒，但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趟政治浑水。

史载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开始，一切仿佛回到解放前，仿佛来了一个轮回。既然回到原点，那么自己征战一生又有和意义？不满再次产生。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忍饥挨饿的无名之辈，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将军。唯一不变的是实实在在的风格。无名之辈的少年因为反抗悲惨的生存环境而投军搞革命；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逆行政治涡流写了那封信。数十年过去了，少年变成老年，脑袋上长满了白发，不变的是那种人生态度——实实在在面对一切。 　　因为庐山会议之后，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有多严重？没人能说出来有多严重。也没必要说出来，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最保守估计，两千万以上的人饿死。注意，不是老死病死出车祸或其它，是饿死。人吃人现象随处可见，从官方记载到民间传说都是证据。 　　悲惨状况，历史罕见。 　　 　　彭大将军的个人冤屈，在这种历史惨状下就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正因如此，他的态度才显得如此难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如果彭在其它历次运动中被拿下，最多就是个人冤屈，如粟裕、刘伯承。庐山之上的彭德怀成了那个悲惨年代唯一敢于把真相拿出来的人，唯一敢证实面对的人，这种人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民族脊梁。

鉴于当时严峻形势，信的口吻相当温和了，针砭了时弊但没有切中要害，换成一个一般人可能就淹没了。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直接把一封私信给公布出来，还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举动。这个动作相当于把彭德怀扔到了火炉上。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问题，向河南、甘肃、四川，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铁一个比一个炼的多，工程一个比一个干的大，人一处比一处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提意见，相当于揭他们的盖子，揭他们的盖子相当于砸他们的饭碗，砸他们的饭碗自然跟彭德怀拼命。管你彭德怀出于啥目的，动我们的奶酪就要跟你拼命。所以在会议下半段，吴芝圃、李井泉这些人都要跟彭德怀拼命。 　　 　　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 　　 　　上半场神仙会来看，毛泽东的用意绝对不是请大家来庐山玩玩这么简单。众所周知，共产党会多是出名的。在平时状况下，开这种会确实显得无聊而多余。然而每当关键的时刻，特别是有重大决策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开会就显得至关重要。 　　 　　毛泽东把大老远革命同志召集到庐山，目的只有一点，就是团结。每个关键时刻，共产党都是靠团结度过难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大家统一脑袋，抛开杂念，好好干活，咬咬牙把大跃进挺过去，挺入社会主义中，那么一切困难都将灰飞烟灭。

现在各种回忆录上都说，毛泽东没有表态之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差不多。其实不对，应该是支持的人更多一点。因为这些回忆录忘记了这样一个老传统：党史上，为某个人的意见延长会议时，就意味着这个人完蛋了。当年张国焘如此，后来高岗如此，如今彭德怀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已经闻到火药味，开始转向。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说支持者应该更多一点。 　　 　　毛泽东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拿这封信看一看当时高级干部究竟是啥样。就是让大家争吵，再根据争吵结果制定下一步政策。此时的毛泽东，想的是如何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反对者统统打倒。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的三面红旗就是党的政策，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任何人反对，如果有人胆敢反对，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他本人，绝对吃不到好果子。

先谈一谈政治包袱。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有政治包袱。 　　 　　啥叫政治包袱呢，就是在毛泽东那里，每个人都干过错事，要么反对过毛泽东，要么曾跟随过反对毛泽东的人。 　　 　　比方说徐向前因为赞同过张国焘，一辈子胆战心惊。 　　 　　比方说陈毅反对过毛泽东，天天检讨。 　　 　　比方说聂荣臻因为陈官庄事件，更加小心翼翼。比方说刘伯承卷入土洋之争，战争一结束就退出军界。 　　 　　大家都是闹革命，过着枪口滴血的生活，争论本属于正常，凭啥说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是错。呵呵，很容易解释，毛泽东最后成了领袖，也就是最大的领导。在中国这种文化体制下，领导总是正确的，越大的领导越正确。何况毛泽东最后成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错的必须是其他人。就算当时不是，建国之后也是。这就是所谓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吧。

百团大战

军人，特别是伟大的军人，这种宿命趋向更为明显。春秋时代的吴起，战国末年的白起，汉朝初年的韩信，大隋初年的高颖，大唐中段的李光弼，明初的傅友德蓝玉以及末期的袁崇焕，清朝中期的年羹尧，这些人的宿命缠绕了整部华夏历史，都是在完成伟大军旅生涯之后陷入一种莫名的灾难中，仿佛幂幂之中只有安排。 　　 　　在新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传承下来，代表人物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对中华民族立下两件大功，一是抗美援朝，另一个就是百团大战。若干年之后，或许大家对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那些芝麻豆子没兴趣了，一定会记得他对鬼子和美国大兵的功绩。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最给力的一仗就是百团大战。在中共抗战史上，此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大、影响力最大。 　　 　　百团大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就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零年到四一年，属于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彭德怀指挥一二九师、一二零师、以及晋察冀边区一百零五个团（未算民兵）主动出击，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掀起攻击波，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半年。 　　 　　当时八路军以极其简陋的装备配合灵巧的战术打鬼子的正规军。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一个预演。这是一场只有彭德怀才敢指挥的战争。 　　一九四零年下半年，整个世界范围内，德国正蹂躏欧洲，东京和柏林会师印度的梦想大有可能成真。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陷入低潮。汪精卫在南京登上汉奸宝座。此时的中国正在最黑的黑夜中。这一站恰到好处的吸引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压力，增加日本诱降中国政府的难度。这么打，才是真正的国共合作。 　　 　　然而很遗憾，这一仗和毛泽东的政策相违背。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张尽力建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么干一方面可以扰乱鬼子后方，更重要的是能够壮大自己。如果从历史上找一个参考模板，就是刘邦躲在汉中时的那个政策，坐看外边烽火连天，我自发自家实力。虽然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很高兴，发电报祝贺之余甚至询问，这样的战役能不能再来一两次。是啊，影响太大了。 　　 　　但后果很严重：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增加了鬼子进村的力度。 　　 　　第二个后果是老蒋很在意。这一仗吸引了鬼子，缓解了国军身上的压力，本应搞笑才是。老将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老子在前方跟鬼子拼命，家底都砸差不多了，你共产党倒好，跑到敌后去发展势力，一下子整出一百多个团来。长此以往还了得，还不把老子江山的墙角给占了。不行，得想办法。 　　 　　鬼子增加兵力扫荡也就算了，反正大家不共戴天，我不弄死你，你就要弄死我。如果我不想办法弄死你，你终究想办法弄死我。直到有一方彻底倒下为止。 　　 　　但是老蒋就难办了，他是盟友，还是名义上的领导。当领导刻意整下属，总是有机会的。机会就在半年之后，皖南。 　　 　　百团大战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鉴于这两个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彭德怀被毛泽东身边那群理论家轮番批斗。这就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的，延安骂娘的由来。庐山算总账，毛泽东说彭德怀整个抗战期间都是不合作的，也就是这意思。 　　 　　毛泽东从整体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但是彭德怀就错了么？在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打了鬼子，鬼子是国家敌人。身为一个将军，如果不能对付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那才是耻辱。当大家集中批判彭德怀暴漏了八路军真实实力时，也许忘了，彭德怀只是一个将军，只负责战场上和敌人对撼。你不能指望一个将军即干领袖的活又干后勤部长的活。所以说彭德怀不服。因为彭德怀不服，毛泽东心中又有疙瘩。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重后果。对共产党来说，最严峻的形势是长征，都熬过来了。徐向前把西征军完全葬送，毛泽东百般安慰。彭德怀打了如此重要的一战，毛泽东怎么就介意了？毛泽东真正在意的是，这一仗不是他自己策划或者说指挥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希望下面将军威望太高。所以飞鸟尽，良弓要藏。

庐山之上，谁批彭最凶？只要看看谁得到利益最大就行了。就军方来讲，最大受益者三个人，罗瑞卿，贺龙，林彪。 　　 　　彭德怀倒下之后，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贺龙成了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第一号人物便是林彪。这三人出发点还是不同的。罗瑞卿批彭德怀纯粹是领袖需要。贺龙批彭，有政治需要也夹杂私人恩怨。林彪则是被绑上战车。 　　 　　说真的，仅仅是看这些东西都觉得很难受，他们都是一流的军人，杰出的统帅，战场上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然而命运把他们对到政客位置上。

罗瑞卿说：“历史上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彭德怀同志多半都参加，三成合作有些还是看形势，搞投机的，有些是合乎他的口味才合作的。” 　　 　　罗瑞卿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上学冯玉祥，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揭发了他的伪君子的一个侧面。但是，他确能迷惑一部分人。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得了政治上的威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许多好事都记在自己账上，坏事都推给人家，就是证明。他是党性有亏，热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

贺龙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棒子。 　　 　　要知道，毛最忌讳下人和外国势力搭界。当年高岗败的如此彻底，究其原因不过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而已。当时斯大林还在呢，毛尚且不容。一年前粟裕倒台，也和苏联有关“告洋状”。此时中苏关系紧张，毛又需要把彭打翻在地，正要期待这味猛药。于是“通敌”也就有了证据。 　　 　　贺龙此举不地道之处就在于，他把彭私下发牢骚（还是听来的）拿到政治局讨论。当然考虑到，二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贺此举也可以理解。而且因为彭德怀倒台，贺龙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成了中央居委第二副主席。由于第一副主席林彪是个药罐子，而且不大爱管事，军委实际主持者就变成了贺龙。正是看中这格局，后来刘少奇就和贺龙多交流交流。非但如此，彭德怀的案子交给贺龙负责，结果案子还没接手，贺龙自己也陷进去了。

解放战争中，林彪统帅四野纵横四海，彭德怀也是凭借一点简陋家当搞定整个西北。 　　 　　之后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在必须出兵的情况下，林彪又推荐彭德怀为统帅。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自己挂帅，他以为挂帅之人是林彪。

彭从朝鲜归来，人生达到顶点，常常看望赋闲在家的林。 　　 　　反教条斗争中，林彪虽然对批判粟裕不满，却也表示拥护彭总领导。 　　 　　林魂归大漠之后，身在狱中自身难保的彭依然愤愤不平，愤然道：“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

二人关系一直不错。然而在庐山上，林彪是批彭最凶的人物之一。 　　 　　林彪按照批判大会上发言的一贯风格，铁青着脸说，彭德怀你不要想当大英雄、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之类的话。

吴法宪猛然抢过发言权：“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这一炮太响了，全场惊愕！大家莫名其妙的眼光盯他，心向你个胖子哪根葱啊，也来放炮。接下来吴法宪同志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好像那连长是他亲人。 　　 　　林彪也在旁边趁势帮了两嗓子，说彭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等等。 　　 　　这时台下又想起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胡说！”大家一看，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不能不承认，钟伟也是一个好汉。身为一个小小的军区参谋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发言，送他两个字——英雄。 　　 　　接下来钟伟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鼎沸。 　　 　　英雄归英雄，钟将军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五分钟之后，肖华带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直接给钟伟戴上手铐——比任何军事俱乐部成员落马都快。 　　被押出去很远，钟伟还在呼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翻译从古语就是，“冤枉！冤枉！”此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 　　（谁是罪魁祸首？你向他喊冤的那个为什你不怀疑？）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八年，也就是八四年，钟伟才得以平反。这一年，钟伟逝世。评：钟伟，大丈夫。敢于为公道押上一生前途者，古来少有。

林平批判彭德怀，直接造成军内分裂，接下来就是清洗。同情彭德怀的人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战火中滚出来的好汉，不能不说，这是解放军一大损失。

林彪为啥要这么玩？是毛泽东搬的救兵。这是老黄历了，一道关键时刻，毛泽东就会搬林彪来解围。之前战争中如此，政治运动仍然如此。庐山事件，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打倒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战车上最为重要的武器。 　　同时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成了受益者——成了军内（毛除外）最大权威。 　　林所以要批彭，只因为他不得不批彭。 　　 　　因为林一直站在毛的战车上。

从这一来一往中，可见二人关系，平时时君子之交淡如水，危难时节真情现。 　　但是在庐山事件中，周恩来仍然是受益者。 　　 　　历次运动中，周恩来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上，除了挨批，每经过一次斗争权力就会上涨。 　　 　　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就已经被削弱了，虚弱到最后竟然只能管外交。 　　高岗倒台，周恩来重新掌权。 　　 　　掌权没几天，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再次被批评教育一阵子，又被折腾够呛得奄奄一息，以至于街坊传言，毛泽东要用柯庆施当总理。 　　就在伟大的周总理再次摇摇欲坠之时，庐山事件挽救了他。 　　 　　庐山上，向来形象完美的周恩来也脱不了干系。他之所以再次成为获利者，只因为他对彭德怀做了批判。只不过他批评很有艺术性，按照一贯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领导不怎么样，才导致彭德怀同志换了大错。啰嗦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彭德怀有错。 　　 　　其实彭德怀虽然是他下属，但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后来邓小平的评价：周总理做过很多违心的事，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人民原谅他。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然而在庐山上，周恩来批判彭德怀，不见得就是违心的。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要追究责任的意图，矛头对着刘少奇去的，必然连累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负责政府国务院，对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不过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周恩来表达不满，正如没有对林彪表达不满一样。 　　 　　庐山上，包括周恩来在内一大批精英给彭德怀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其实彭德怀有一个集团，一个不反党的集团。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中，像彭德怀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还有不少。当我们追溯各种斗争时，看到的都是权谋、政客的嘴脸。另一面还有一批人，他们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实实在在的办事。正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的办事，所以国家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此的运动而不倒。 　　 　　这群人和彭德怀一样，不会反对毛泽东，但也不会盲从。 　　在彭德怀挨批之后，这批人倒向周恩来。 　　周恩来的力量再次得以加强。就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件幸事。

庐山会议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延安整风运动，彭德怀挨了批判做检讨，刘少奇地位高升至毛泽东副手。 　　 　　实事求是讲，延安整风时期，批判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还是有理由的。毕竟当时中共处境艰难，而且不是全国性政权，必须遵从“生存至上”之定律。那么到了五九年的庐山，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中共再去从政治角度批判百团大战，只有两个字——不该。 　　 　　道理很简单，百团大战打了鬼子。鬼子是敌人。打了国家民族之敌人不对么？政权都取得了，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了，再说不对，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站在宏观看，刘少奇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有自己独特之见解，是那个时代稍有几个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之人。这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政客的一面。 　　 　　所谓政治家，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所谓政客，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明明知道多方是对的，也是要往死里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纵观刘少奇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但庐山之上的刘少奇是政客。

大家都在批判彭，能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如何在创新呢？国家主席要与众不同么，就说了，你彭德怀综合三个特点：魏延的骨头（大家都知道传说中魏延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冯玉祥的作风（意指即伪君子）。这是条件，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说拥有这三个条件之人要搞军事政变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也就说彭德怀要要搞军事政变。

所谓反骨，所谓党性，所谓作风，三个词完全可以简化为三个字，叫做——莫须有。

庐山上的彭德怀写了所谓《万言书》。万言书本质是什么，就是摆问题。如果认为万言书是对的，那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刘少奇身上，他是国家主席嘛，管理这一块，要负责，尽管根子不再他身上。

这个责任可不是小错误，那是很要命的，比当年高岗的那些指责严重多了。所以刘少奇需要反击。更为致命的是，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一批人。那些人都是万言书要追究的人。比方说各个地方放卫星的那些同志，都要负责。他们团结起来致彭德怀于死地。

魔鬼会上，彭德怀被彻底批倒批臭。批判彭德怀的人中，军内主要是罗瑞卿、贺龙、林彪。他们都是彭德怀倒台后的军内受益者。周恩来也是批判者。刘少奇的批判很给力，刘少奇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判定了彭德怀的命运。但是在批判者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狠却不是刘少奇，是毛泽东。 　　 　　在历次批斗大会上，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即使要动手也是暗示一下就可以了。在高岗事件中，毛泽东仅仅说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文革批判老革命，也就是提示一下。即使后来对林彪动手，也就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以及找其他高干谈谈话，含沙射影给点暗示。向庐山这样，毛泽东亲自上前说，我和你彭德怀搞不来，咱们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且威胁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毛泽东亲自上阵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并且拉上一帮人一起踩。他成功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

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原计划是十五年，这是第一个甜头，同时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要紧，问题是他觉得搞经济太容易了，感觉上至少比打仗容易。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上升到定点，形成了恐怖的三毛主义：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的行为就是金科玉律，毛泽东的意志就是真理。 　　 　　毛泽东意志能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迷信他的人越来越多，闭着眼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康生啊、柯庆施啊、陈柏达这些人，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更为致命的是，大饥荒时代万恶的五大金刚（李井泉等人）也是靠这个方式上去的。 　　在迈向巅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脑袋再次被诗人占据，而他的身体是政治家。当他用诗人脑袋指挥政治家身体的时候，灾难不可避免到来了。 　　 　　诗人的脑袋里容易开花，特别是高兴时，更容易开花。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面对一连串胜利时脑袋里的花儿开得很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并且把他那套在战场和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套路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高兴了，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实力派也高兴了。当毛泽东以为自己可以战无不胜之时，他们也以为毛泽东可以战无不胜，好像毛泽东从来就是战无不胜的；当毛泽东把军事政治上那一套用在经济建设中，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只有个别人适当表示一下，遇到一点批判立马检讨。 　　 　　于是乎，总路线来了，大跃进来了，人民公社来了，此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所谓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多、快、好、省。 　　所谓大跃进：高压力高指标，工农业方面追求指数跳跃，一跃上云端。 　　所谓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吃饭，一块干活，共同跃上云端。 　　三面红旗旗手，毛泽东。拥护者，无数热血中国人（热血群众）、一部分随大流之人（广大干部）、少数阴谋家（康生之流）。结果就是一亩地收几万近水稻小麦什么的，最终的结果千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非正常死去的沉默者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三面红旗的失败。 　　 　　毛泽东非常震惊。一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还在丰收，到了五九年就大片大片饿死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大到让毛泽东都不知所措！ 　　 　　中间究竟发生了啥？浅点说，中央和地方脑袋发热；深一点说，传统文化和当时国民素质所决定。这里先说一说，战场和建设的区别。 　　 　　战场上，你可以通过高超的战术调动敌人，然后战而胜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美国大兵，都是看得见的对象。只要战术适当就能把敌人引入预先设定的战场，然后消灭或者击溃或者和谈都可以解决问题。 　　 　　建设是另外一回事。 　　 　　搞经济建设，你的对手是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你没有办法对它搞伏击，更不可能歼灭，穿插、分割、包围这一套都不行，甚至连和谈对象都没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理解它。 　　 　　很遗憾，大跃进那时代，理解经济规律之人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愿意说话之人更加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说话有用之人基本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注定的。 　　 　　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回顾二战之后历史，总会感慨，看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咱国家要不是政策毛泽东一根筋搞运动也这么样了云云。本人的见解是，此种感慨还是留给愤青吧，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大规模搞工业了，就算战败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在。反观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从来就搞不来经济，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务实而非经济学家，陈云和薄一波懂一点经济可惜说不上话。 　　 　　毛泽东仔细检验了三面红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没有问题怎么就失败了你？不明白、不理解、不承认、想不通，但事实摆在那里。错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硬道理。 　　 　　所以毛泽东选择在庐山开了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就是说服教育高干们：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想一想，如果仅仅是神仙会，接下来大面积死人，高干们去问领袖这一切咋回事，毛泽东如何解释这一切？答案是没有办法。他绝不可能说三面红旗不对。那相当于扇自己耳光，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了，咱们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桥梁没了。绝不可以那样。那样相当于没了政治理想。 　　 　　失去政治理想的官吏非常讨厌的，要么整天叽叽喳喳这个好那个不好；要么就是好吃不干活，一身横肉，除了想方设法收红包送礼往上爬；要么就是吃喝嫖赌包二奶；要么……总之老子是大爷，老子要醉生梦死，老子要作威作福……这种官吏古来不鲜见。这种现象帝王们可以容忍，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能容忍，我们现代人也可以容忍，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因此毛泽东不会让他的官吏失去政治理想，不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不行了。 　　 　　那就团结起来继续干活。 　　要团结，最有效的办法是敌人。 　　 　　有敌人存在，有利于内部搞团结。鬼子进村那会，组织容易团结，因为不团结大家一起完蛋。跟蒋介石打仗，也要团结，不团结完蛋。抗美援朝，也利于内部团结。 　　 　　当敌人不存在了，团结的基因就减少了，于是高岗事件、反右、反教条七七八八都来了。现在再一次面临危局，再一次需要团结，再一次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 　　 　　原本没有制造敌人的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现了，并且写了那封信。如果承认那封信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就要遭殃。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毛泽东刚开始接到彭德怀的信也头疼。 　　 　　毛泽东也在想办法想办法解决危机。但是和彭德怀不同。彭德怀要解决饥民吃饭。毛泽东除了考虑饥民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央信誉，以及他本人的处境问题。因为三面红旗是他本人的杰作，导致的饿死人也要但责任。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明白，不论你是谁，罪过终究是罪过，史书终究要写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然而他解决不了。也就说没办法解决。 　　 　　信的内容也没有解决办法，却隐含着追究责任。既然伟大领袖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让众人解决吧，集体嘛，有责任当然要一起承担，然后再以此为契机渡过难关。这就是把彭德怀私人信件外传的动机，说白了问题来了，大家看着办吧，总该有一个交代。 　　 　　如果追究责任会怎么样，以毛泽东当时地位自然动不了，但肯定会追究到住持政府工作的刘邓周下面那个官僚阶层。真要追究，行政系统必然伤筋动骨，最后危及到刘少奇。这一切毛泽东都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了，一边是无辜的彭德怀，一边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刘少奇，成了一个选择题。似乎很容易选择，拿那群官僚开刀就是了。 　　 　　要说毛泽东对这群官僚有好感、进而偏袒是不可能的。而问题搞成现在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鼓足干劲怎么会有错呢？错的是下面没干好嘛。都是该死的一群官僚，辜负了领袖信任又害了百姓，简直是死有余辜嘛。 　　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越是艰难时候，越是体现到伟大政治家和普通人差别的时候。如果冷血一点，把庐山事件看成一出话剧的话，观众认为应该结束了，也就是像包青天办案那样应该一追到底，最后狗头铡抬上来。 　　 　　作为导演，毛泽东看得更远。 　　 　　拿下那群官僚固然解恨，可是拿掉官僚之后呢？问题并没解决，大范围的饥饿还在。没了官僚，谁去管那些饥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官僚固然可恨，但是管理人民还是有效的。度过眼前危机才是政治家首要任务。路宪文在信阳饿死百万人，不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已经被判死刑了，毛泽东改判死缓。为何？安慰官僚也！如果当时就去追求，行政干部要拿掉一大半，加上千百万饥民没人管还不天下大乱呐 　　 　　好吧，官僚们，现在还不是那你们开到的时候。但终究要拿你们开刀的，等饥荒过去，局势稳定，时机成熟，你们是跑不掉的。于是有了七年之后的故事。 　　实在而无辜的彭大将军的命运就此注定，成了官僚的牺牲品。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毛泽东就是要把彭德怀放到官僚阶层对立面，说这个人要整治你们。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背后还有很多支持者。你们最好回去好好干活，干好了，你们就是好样的，他就是坏人，因为他要整治你们；干不好嘛，嘿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整彭德怀，其实并非整彭德怀这个人，而是通过整彭德怀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转移视线，使得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度过大饥荒，如此而已。只是后果出乎毛泽东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