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模和他的《庐山恋》
人生在勤不索何求，夕阳温暖山高水长
在采访导演黄祖模之前，他的名声和电影《庐山恋》紧密相连，那是他文革后执导的第一部片子。当年第一次看《庐山恋》，还是幼儿园的童稚时光，跟着爸妈进电影院，安静地坐在那里从头看到尾，觉得无论是人还是风景，都很美。后来还看过他拍的《华佗与曹操》、《张衡》，都是在电影院里，依稀记得那些古装扮相的舒朗斯文。那是令人怀念的80年代初的时光。当年，爸妈说带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好像会在空气里发出一种脆响，以及异常温馨的味道。我记得我的邻居，当年一位20岁出头的姑娘，至少看了5遍《庐山恋》。在刚经历过不是穿黑就是穿蓝的漫长的桎梏时光，仅是女演员张瑜换的多套“洋派”的服装就给人足够愉悦的感受。那个激情创作的时代距今已经20年了，现在的黄祖模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正安心地和老伴在家里，度晚年恬静的时光。但一回忆起与影共成长的光阴，他依然像个少年一样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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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童年，郑君里追求我姐姐
我的祖父是在上海开绸缎庄的，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童年时，我父亲在铁路局任职，收入颇丰，他热爱京剧，是上海的“名票”，我家总是很热闹，有人敲锣鼓，有人拉京胡，京剧的道具：水袖、苒口、网巾、水纱全都有。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家兄弟四人和姐姐都喜欢戏曲。姐姐黄晨，就是后来郑君里夫人，喜欢表演，那时候她上女子中学初中，我在幼稚园，她演出就带上我。我还记得演李锦晖（中国音乐剧的鼻祖，中国音乐剧的创始人）创作的《麻雀与小孩》，姐姐演老麻雀，我演小孩，我穿着西装短裤，唱着：“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
我还演过《小小画家》中的一个私塾老师，穿着我自己家的棉袍，拿一个旱烟袋，教训学生，此外，我也经常表演京剧清唱，我对文艺的兴趣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我上学了，背着书包，把零用钱都积攒下来，到大舞台看戏。两毛钱的全票，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半票，后来，我长高了一点，略超过那条线了，就绷紧身体，缩短半截脑袋，依然买到一毛钱的票，这样省下来的钱可以看到更多的戏。印象深的是一次因为看戏，耽误了功课，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
那时候郑君里追求我姐姐，每天早晨亲自到我家门口，放一封信在门口的信箱里，我姐姐跟我说，“小弟，赶紧去把君里哥哥的信拿来给我，不要给爸妈看见。”因为郑君里是做电影工作的，在父辈的老观念里，可以“玩票”，但是如果以此为职业，就觉得不是很体面，所以当时不赞成我姐姐和他在一起。
中学毕业，因为对艺术的热爱，我也走上了从艺之路，考上了国立剧专。
国立剧专：我唱、陈怀恺打板鼓、谢晋打钵
国立剧专年10月创建于南京，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年4月迁至江安，所以我在江安度过了大部分学生时光。当时曹禺、张骏祥、洪笙、陈白尘，焦菊隐等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整个学校有二三百人。有高级职业科、越剧科、话剧科三个科，男女生都有。我们不仅学导演理论，也学舞蹈、表演、置景，非常充实。江安镇每逢三六九赶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鸟兽模拟”将理论应用到实践的好机会。生活虽艰苦，但是我们苦中作乐，唱唱跳跳都过得特别开心，加上所学为志趣，更是投入。
流亡期间，伙食基金有限，吃饭都吃不饱。我们吃的饭叫“八宝饭”，这八宝是：沙子、稗子、石子、酶粒饭、稻糠、杂粮，蚕豆正新鲜的时候我们吃不着，等蚕豆落下来了，成了干，我们才可以吃，盐水煮蚕豆，一个小碗里放十几颗。就是这样还你争我抢，不亦乐乎。甚至，把点的桐油省下来炒饭吃。
为了筹集伙食基金，我们搭台演出，我们学校有服装间，道具间，有时候把古装拿出来，充当京剧服装。那时候，另一个班的同学——陈怀恺（导演陈凯歌的父亲）会到县城泸州川剧团去借衣服，川剧的服装和京剧的服装差别不是太大。我们自己搭台，布置起来，再用招贴，一样一样画出来，剧场门口被我们布置的像过去的旧戏院一样，不满广告招贴。
我小生、老生、武生、花旦都能唱。常常是这样一个班底：我唱、陈怀恺打板鼓、丁小曾（后来是上海戏剧学院外国戏剧史的教授）拉京胡，谢晋打钵，夏天打大锣。我们筹集基金的方法叫“凭物看戏”，在赶场的时候，我们就在集市上张贴海报，说晚上哪里哪里有戏看，比如说《四郎探母》啊等等。不用花钱买票，用食物换，农民剩下一只鸡，或几棵菜，就拿过来看戏，甚至有的农民很大方，一条小猪卖不掉都会拿过来集体看戏。演出场门口放一个大箩筐，把东西放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办法解决了我们的伙食问题，演出之后的食物可以供我们吃好几天，那几天食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都高兴得不得了。
郑君里、蔡楚生、沈浮、孙瑜带我起步
年，在姐夫郑君里的推荐下，我到电影片场开始工作。在剧专我学的是话剧专业，话剧和电影不一样，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比如说话剧中的“追光”手法与电影中的“特写”有类同之处。话剧和电影就是姐妹花，所以从话剧导演到电影导演，虽然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实际上仅一步之差。我在电影厂工作的时候，有话剧的功底，非常得心应手，导演都非常喜欢我，抢着要我当助理导演。一部戏还没有完成，有人就跟我说“祖模，你下部戏跟我，我又要开始筹备了”。我跟郑君里、蔡楚生、沈浮、孙瑜这些大导演学了不少东西。
孙瑜敢放手给你，现场全部交给我来执行，所以跟孙瑜一起拍戏，享受的自由度是最大的。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郑君里，《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我们夫妻之间》，我跟了他好几部戏，他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他写剧本真正是废寝忘食，完全投入在其中，一部电影不结束，他就不放松，即使不是实拍，也按照实拍的要求，都事先准备好的。他可以做到每个构图都有策略，拍起来温丝不乱。他说过两句话：导演艺术是综合艺术，犹若水银，捧在你手里，这里面什么都有，各部门的创作，导演执行的过程中，水银漏掉后捡不起来的；每个创作人员就像一个橘柑，你要去挤，为你所用。
我年开始独立执导第一部电影《上金山》，然后拍摄了艺术性纪录片《三八河边》，年拍了《风雪大别山》，革命历史题材，这部片子被邓小平同志表扬过。我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摔伤了骨头，后来几年一直戴着钢丝背心。因为拍摄革命题材影片负伤，文革时对我比较优待，未进牛棚，只待羊棚，而且家里的书也未没收，只是捆起来放在墙角，我就经常抽一本出来，然后再插进去，这样看着外国电影理论，做着笔记，到文革结束，一共做了十几万字的笔记。
《庐山恋》，张瑜突然吻了郭凯敏
说起电影《庐山恋》来，千头万绪，可说的事情太多。我拍的时候，跟国外电影学习新的手法，但技巧只是一方面。选演员的时候有个小插曲，有一次别人推荐了一位叫姜迅的演员，一进门，亭亭玉立，非常美丽，主创人员都说，导演，不要再找了，她就像个华侨姑娘，我说影片中的角色，重要的是气质，那时候男主角已经定下郭凯敏了，男女主角要般配，所以我需要的是个气质纯真的女演员，但气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姜迅是很漂亮，但是她妩媚有余，纯真不足。我毅然决然下了决心，我说不能用她。这位叫姜迅的姑娘就是后来出了名的宫雪花。
张瑜是本色演员，她很有俏皮感，缺点是没有经过形体训练，松松垮垮，我会批评她，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我有几套方法，她就怕在镜头面前磨戏，也怕拍戏，后来就没有新鲜感了，对激情型演员来说，常常是这样，演员拍一个镜头，NG好几次，用到最后还是第一次好。影片中有一场戏，是张瑜饰演的女主角突然亲了郭凯敏一下，当时郭凯敏脸红到耳朵根，眼镜睁得好大的反应完全是自然真实的。
我事先告诉张瑜，也告诉摄影师等剧组成员要实拍，我让张瑜突然袭击，狠狠地吻她一下，看他反应如何。为了保证是完全真实的感情流露，大家都保证不泄密，只是告诉郭凯敏要试镜头，拍一下他们的戏，不实拍，这样在他完全意外的情况下拍了这场“吻”戏，其实也就是在脸上迅速地亲了一下，但小郭当时才20岁，没有谈过恋爱。结果拍出来，效果很好。郭的脸顿时就红了，大家说，你受导演的骗了，上当了。
长期研究电影理论，我自己总结出一套拍戏的方法，分为四个步骤“纸上谈兵、冷眼旁观、重点排练、情绪感染”。在导演《庐山恋》的时候，我就充分运用了这些方法。
每个演员带着不同的背景来参加创作，他的修养，他的审美经验都不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背景，因此都不一样，老演员我就重点安排练，张瑜最怕排戏，我就用“纸上谈兵”，还有导演艺术创作的三部曲，一个是导演阐述，一个是分镜头剧本，一个是艺术总结，艺术总结特别重要，有利于今后的提高，所有的创作，我都很讲究这三部曲。
拍了《庐山恋》之后，庐山专门建了庐山恋电影院，《庐山恋》成为唯一一直在庐山的那座小电影院里放映，至今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一部电影，我本人也被授予“庐山荣誉山民”的称号，每年可以去庐山免费居住一段时间。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决心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一口气执导了5部影片。
谢晋是我的红娘
与越剧的缘分，是妻子贾舜华与谢晋导演的功劳。
抗战期间，“越剧皇后”尹桂芳在上海创办了芳华越剧团，当时17岁的贾舜华是团里的“后勤总管”。年，时局影响，芳华越剧团解散，尹桂芳去了香港。年，贾舜华等人两度赴港，说动尹桂芳回国，重办芳华越剧团。
重办后的芳华越剧团由于缺少编导，经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谢晋的介绍，我到了芳华越剧团，为重办后的芳华执导首台大戏《玉蜻蜓》（旧版），在那里认识了贾舜华，伴随《玉蜻蜓》的成功，年，我们结了婚，谢晋算是我们的红娘。
在半个世纪里，我四次排尹派《红楼梦》，曾经计划拍成电影，很可惜，没有完成，也是尹桂芳的一个遗憾，未能留下传世的影像。
我因为热爱戏剧而认识了我的老伴，我们相濡以沫50多年。她非常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我们有三个女儿，其中一对是双胞胎。我的恩师张俊祥很喜欢这两个孩子，她们小时候，曾专门到襄阳公园给她们拍过照片，还让他的妻子周小燕送来开司米毛线，老一代影人对晚辈这样关照，也让我很感动。
我初从艺放的时光可以概括为二十个字：家庭的熏陶、戏曲的启蒙、剧专的教育、从影的起步。昆仑公司对我来说受益匪浅，电影艺术上的一种恩师的熏陶，在电影的从影起步得到这些著名导演的影响、熏陶，逐渐通过实践上升到理论形成自己个人风格。
历史长河常常这样，将一个人的生命慢慢冶炼，却又简略到一个词汇。在简略的电影史上，黄祖模的名字或许最相连的还是那部最富盛名的电影——《庐山恋》。但对于黄祖模多年的电影生涯，《庐山恋》只是其中一部分。
倏忽而过的漫长生涯中有许多人生片段，吉光片羽，雪泥鸿爪，都值得细细地咀嚼，黄祖模说他很喜欢张衡的那句名言：人生在勤，不索何求？
谈到过去，老人的记忆为一些愉快难忘的细节所充盈，但我明白，所有这些往事，并不是一个仅仅讲述出来的快乐的蔓延，而是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星辰的光泽。最有趣的是，老人不断地说：《电影故事》的读者喜欢故事，我就多挑一些有趣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吧。是啊，故事，还是故事，打动我们的，留下来的还是故事。
我和上影
上影与共和国同龄，渡过春风秋雨五十年。值此欢庆华诞之际，作为始终和上影同步的老人，自然不胜欣喜，也有无限感慨！抚今追昔，恍然如昨，往事潮涌，话长纸短，仅就零星段片，聊寄情怀。
令人难忘，上影凝聚着上影人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重视生活的创作态度、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指引我学步成长。
年《淮上人家》我任副导演，导演张骏祥亲率主创人员深入生活，辗转淮河，十余人不分男女，夜宿木船上，个个头顶舱板，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透不过起来，挤挤一舱，活脱罐头鱼，大家却悠然自得。
选外景，投宿鸡毛店，透风的芦苇外面吹进阵阵雪花，覆盖在生虱子的旧棉被上。拍内景，导演临场最早，张老师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辛苦在先，然而在总结时，他却提名我为积极分子，在谦谦君子面前，更使我汗颜无地！
今天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惟上影人敬业、奉献蔚然成风的优良传统，光可以鉴。
年，周总理所欣赏的扬剧——华东汇演获奖剧目《上金山》，骏祥老师亲自改编剧本，安排我独立导演，师生合作，圆满完成了这部戏曲艺术片以后，老师送了我一支金笔，金笔有价情无价。我用这只金笔，写下了不少的案头手记、导演阐述、艺术总结、专著论文等等。
我在上影创作连连。为安徽拍摄了纪录片性艺术片《三八河边》，获得了好评。五十年代末，我便支援安徽执导《风雪大别山》，临行，骏祥老师殷切希望我早日参加共产党，我终于在上影实现了夙愿。
六十年代，我服从组织安排，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任教，教学相长，师生各有收获。影专同学成了上影新人，文革后，他们继往开来胜于蓝，个个成了上影的骨干，为此深感欣慰！
十年浩劫，给共和国和上影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顷刻间酿成了千古奇案的文字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厂里揭批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宠儿”，当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哉！上影——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窝，养育了我，理应成为“宠儿”，先辈和我的瓜葛，无非艺术上给与熏陶，是一种恩泽，绝非宠幸。忧哉！可我压根儿不愿变为“逆子”，如果有人捕风捉影追查下去，那种投石下井之事，我决不干，这样皮肉之苦在所难免。所幸天从人愿，此事不了了之。当时，前辈们首当其冲，我这不见经传的小子，自然位于二三线，果然区别对待，被关进了“羊棚”，倒也免去了“早请罪，晚汇报”、剥夺自由、人格侮辱等不少麻烦。
人生舞台，文革中，我常常扮演两面派的角色，有时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有时面带微笑，若无其事。有一次和郑君里在厂里插肩而过，我便趁机投以略微轻松的一笑，赖以告慰我从影的这位启蒙老师，不料，他却回我失魂落魄的一瞥。这一瞥，恰似一腔苦水泄不尽（郑君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取名于南唐后主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难忘的一笑一瞥，从此竟成生死永诀！
影坛先辈们在文革中英华伤逝，留下了斑斑鲜血的足迹，令人触目惊心！为寄托哀思，特写下小诗一首：
德艺树典型，端赖殷殷艰辛。
影迹遍天下，只落泣血殚尽！
粉碎“四人帮”，上影领导复出，为挽回巨大的损失，为追回失落的岁月，上影人同心同德，继承发扬优良传统，重振雄风，从而激励我步入创作跃进的大好时光。
革命歌剧影片《江姐》，摄制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共和国伟大的转折，改革开放的起步，上影为拨乱反正，肃清“文革”中批判“三军统帅”的流毒，指点我联系《江姐》创作实践，写了《实行导演责任制与发扬艺术民主的点滴体会》，由厂政治处印发各党总支、支部，并由中央电影局批示向全国电影厂介绍这一经验。
风景抒情故事片《庐山恋》，当我看到剧本初稿，次日推荐给齐闻韶副厂长，第三天由我陪同厂长徐桑楚、文学部主任石方禹和作者见面，短短三日，就决定投产了，上影如此突飞猛进，实属罕见，且看《庐山恋》的轰动效应，上影胆识不言而喻。
上影人热爱上影，大家在工作中亦步亦趋，未曾有丝毫懈怠，都以敬业，奉献的精神，证实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艺术生命也始终和上影联系在一起，息息相关。
我和上影渊源流长五十年，仅留下了区区足迹，而今，老有所养、有所学、有所小为、有所大乐，端赖祖国昌盛和上影的关怀备至，饮水思源，恩泽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