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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庐山会议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分歧到

发布时间:2016-9-30 16:25:25   点击数:

  彭德怀,当年西北战场的主帅,如今迈着沉重步履走进庐山会议西北小组会议室。

  从7月3日到10日,他在这里作过7次发言或插话。其中不少话在当时情况下有泄气之嫌。毛泽东从年始,多次讲: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然而30年后,我们不难从这些“泄气”话中看到一颗红光闪烁的赤子之心。

  试摘录几段:

  7月3日上午:

  “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热了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祥?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

  7月4日上午:

  “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当然不是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党的威信提高,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问题上讲无产阶级专政要防止官僚主义,防止办法有两条:一是工作人员经过选举,群众有随时罢免之权;二是工资等于最高的技术人员的工资。”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7月6日上午: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是公社化,而且未经过实践。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这也不是说等它衰老。居民点上半年才修下,下半年就拆,把战略口号当成当年的行动口号。”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7月8日上午: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7月9日上午: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算账派”、“观潮派”,这是毛泽东说的呀!)

  7月10日:

  “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的决定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的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不要忘记,这些话是讲在30年前!而且,每次讲话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毛泽东。在刚刚结束反右斗争的那个年代,也只有彭德怀敢说敢做这种事。

彭德怀与毛泽东

  这些讲话并没立刻引起多大风波。

  “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不过,在彭德怀最后一次发言的同一天,毛泽东也在小范围谈话中对形势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嘛!”毛泽东将军事精神贯入经济建设,所以谈话也喜欢用打仗来比喻。他又说:“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7月13日,早饭后。

  欧洲人将13视为凶数。对于中国来讲,年的7月13日,实在不是一个好日子。

  骨鲠于喉,不吐不快。只有毛泽东能扭转乾坤,他想找毛泽东面谈。

  不巧,院门口的哨兵说:“主席睡觉了。”

  彭德怀怔怔站了几秒钟。毛泽东睡觉难,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一旦睡下,连鸟都不许从头上飞过。建国后,也就是彭德怀闯过一次毛泽东的卧室,那是因为抗美援朝有紧急军务……

  战争毕竟已经过去,庐山的气氛是这样清幽恬静!彭德怀无声叹息,转身缓步踱去。

  如果这个13日早晨毛泽东不曾睡觉,如果彭德怀能够与毛泽东面谈,那么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至少是彭德怀的某一段个人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无奈,在13日这一天早晨,他们失之交臂,演出了今天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历史剧。

  便是这一天夜里,彭德怀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致毛泽东的信。

  今日看来,这封信语出婉转,言犹未尽,且对问题的认识还远不够深刻。但是放在年7月,这封信又是写得多么勇敢、直率、正确、深刻!不要忘记,信中所列举的错误、缺点和各种严重问题,“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彭德怀有真理。但是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拥有至高无上而又不容置疑的权威……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信,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龙颜震怒”。相反,他是将烟蒂拧入烟灰缸,望着侍立一旁的秘书和卫士长,脸上流露出一丝凄苦的笑纹,叹气道:“彭德怀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支香烟插入烟嘴中,重新点燃。而后提高一些声音说:“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这封信在毛泽东手中握了3天。

  这3天他一直在思考、判断,当然也找过一些同志听取汇报和交谈。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主要不是思考判断彭德怀信中所写是不是实事求是,意见正确与否?他主要考虑的是彭德怀上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彭德怀无疑代表了一批人,这种态度对当前形势和大局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毛泽东不无怨愤,“究竟要干什么嘛?”

  “我讲了多少次,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在船上讲,你彭德怀不听,我鼓励‘促进派’腰杆子硬起来,你彭德怀就退出去舱外。你现在又写这封信,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你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且不论彭德怀究竟作何想,单是他所表现的心里有火,肚里有气便极需重视。代表一批人,有多少人?又能使多少人动摇,多少人动乱?这一切还不能判明……

  毛泽东提起笔,在彭德怀的信件上批了几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将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指示。

  7月17日上午,与会者每人得到一份印发的材料:《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同时被告知:从即日起,在继续讨论《会议纪要》的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感到十分突然。这是给主席个人的信,并没有要求让大家讨论,可是为什么印发下来,而且冠上那样一个标题!

彭德怀与毛泽东

  彭德怀是三分恼火,七分不安:主席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意思?

  毛泽东的意思也许就是弄清高级领导们的真实的政治思想情况。他内心已得出彭备怀的意见是“资产阶级右倾”的结论。他只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了这个意思,尚未公开谈论,更不到定性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绝不是仅限于他一个人。这封信的意义大着去了。讨论这封信和讨论形势是完全一致的,不搞清,便无法统一认识,团结起来共渡难关。

  如何团结?当然是以斗争求团结。如何斗争?那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如果绝大多数与会者通过讨论都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都能站到充分肯定“三面红旗”、肯定成绩一边来,甚至是一致声讨彭德怀;如果彭德怀本人能有一个翻然悔过的态度,那么,毛泽东也许还会表扬彭德怀一句了。因为他讲过,不管怎么说,彭德怀是敢讲真话的这样一类意思的话。

  前提只一个:只要能达到团结到正确意见方面来的目的。

  可惜,情况发展并非如此……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集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秀才”谈话。

  “总路线,能有多少人拥护?”毛泽东问,显然不需要回答,他接着又道,“我看真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拥护就不得了了。拥护者中真正骨干有百分之三十就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毛泽东这一分析,不知是指全国人民还是说庐山上的与会者?

  不论是指谁,彭德怀的信已经成了小组讨论的中心议题。

  有人赞成,认为有分析、有见解,讲了实质性问题。

  有人基本赞成,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但个别提法不妥当。

  有人基本不赞成,认为虽然反映了一些实际问题,但谈问题的角度不端正。

  有人不赞成,认为信反映的问题和谈问题的出发点都不正确。

  情况不断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的脸越来越阴沉,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对彭德怀的信有多少人赞成或基本赞成?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不过,为数确实不少,东北组几乎全部赞成!

  还不止这些。报来的大量材料还有不少党外人士提的各种意见,以及地方和部队一些党内意见,这些意见汇总起来,便有山上山下呼应,党内党外夹攻之嫌。再远些还有苏联呼应!

  尤其使毛泽东不能不十二分重视的是,赞同并支持彭德怀的有一批特殊人物。

  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支持彭德怀。而这位“洛甫”先生在遵义会议之前,是同王明、博古、李德一道推行错误路线,几乎要了毛泽东的命!

  周小舟,还有跟他关系密切的李锐、田家英,这些人都曾担任过或继续担任着毛泽东的秘书,可见关系之亲密,现在居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彭德怀!

  过去的对手与“心腹”居然会在庐山上联合一心、协调一致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更有解放军的那位总参谋长黄克诚,上得山来不听招呼,便一头扎入彭德怀一边……

  毛泽东面对那些纷纷来叫苦的“促进派”们,不动声色,只是简单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难听是难听,欢迎!”“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硬着头皮”听了一星期“难听是难听”的话,终于做出了反应。

  他从来也不曾相信天会塌下来,他也没有担心自己的领袖地位会受到威胁,发生危机。他所担心的只是“促进派”腰杆子硬不起来,共产党领导层对形势没有一个统一正确的认识,达不到在正确基础上的团结,他最担心的是泄气。领导者不能泄气,六亿人更不能泄气。

  为此,他必须出面讲话。他对自己“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信心和力量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怀疑。

  他喜欢挑战,也喜欢接受挑战。

  他人生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上山后,他很少到会场直接参加各组讨论。今天,7月23日,他在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讲了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毛泽东来到台前,立住身,左右环顾。政治局常委们坐台前,迎面第一排坐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和出席会议的各省市负责同志坐政治局委员们后面。

  毛泽东是在张望彭德怀。按规定,他应该坐前排政治局委员就座的位置。但是前排没有寻见。

  卫士长明白毛泽东找谁,便用下颏示意。毛泽东顺势望去,在最后一排看到了彭德怀。是侧身而坐,不望台前,犟着脖梗,头剃得净光泛青,面孔板紧像块生铁锭。

  要干什么?赌气还是示威?毛泽东淡淡地眉毛一蹙,下唇向嘴里一吮,无声地坐下来。他肯定也是有火气的。

  他的面前有两只麦克风,一个烟灰缸,一个沏了高级龙井茶的茶杯。黑色的漆盘里摆有一听“熊猫”牌香烟。

  他讲话前没有摆弄麦克风的习惯,他只摆弄烟,捏得烟丝松散些才好吸。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

  毛泽东开篇的话声很低沉,但更显出分量的沉重。谁都明白,低沉是暴风骤雨的前奏。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

  毛泽东说的“一触即跳”的人,是指主张充分肯定成绩的“促进派”,“感到有压力”的人,自然是指那些主张深刻检查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促退派”了。

  毛泽东的讲话有不少文章披露过全文,其中有对形势的分析总结,有自我批评;有他博古通今、引经据典的议论和劝导,也有他结合实际阐述辩证法的宏论。其中,有些话是直接针对“促进派”和“促退派”讲的。点了一些人的名,没点彭德怀的名,但谁都明白,其中讲彭德怀的话分量最重。

  毛泽东对“促进派”的批评有时虽然严厉,但可以听出是出于爱护。批评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也批评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谭震林和李富春。

  比如批评谭震林,毛泽东是与他的自我批评、自我承担责任放在一起的。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即谭震林),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那不是性急?”

  有批评,但主要意思是允许左派犯错误。

  对“促进派”的批评也有点了名的,比如对朱德总司令,但也讲得柔和,有赞成有反对。

  “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话,但又和你的说话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

  毛泽东说:“我是中间派。”他是领袖,他为首,两派中不好公然站在一派中,所以说“中间派”,批了“左”也批了右。但他内心是站在“左”边的。

  对于彭德怀没有点名,但是讲话通篇中针对性很强,而且言词激烈: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彭德怀信中所用语,针对性已很明确。

  “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是动摇的……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

  这当然又是指彭德怀。

  “还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得’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为彭德怀定了性,还没上到“反党”的高度,而且加了“如果”,是要以观后效呢。

  毛泽东说,全国70万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一条错误就是70万条错误,报纸一年到头也登不完。如果报纸上光登坏事就要灭亡。

  “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走,我就找红军,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这是批评彭德怀最重的话了,因为他是国防部长。还有黄克诚,是总参谋长。这里有希望也有警告。“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有双重含意。一层是希望彭、黄能转变态度跟我毛泽东走,一层是如果彭、黄不跟我毛泽东走,那么广大指战员会跟我走,不会跟你彭德怀、黄克诚走。

  可惜,彭德怀明明手中有理,却受到如此严厉批评,哪能没有气?他又禀性刚烈,不懂苟且,耻于圆滑,哪里会就此违心,立即低头?

  有些文章说,彭德怀会后要求跟毛泽东谈心,毛泽东不理睬,走了。当时在场的同志作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找彭德怀两次,希望谈谈心。彭德怀抡着胳膊吼叫,拒绝了。”

  卫士长李银桥这样回忆:

  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坐最后排,所以出去得早。毛泽东叫他,或者是没听到,或者是没理睬,反正他先走了。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离开。

  礼堂在坡上,毛泽东下坡。我跟在他身后,左右还跟随着罗瑞卿、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等同志。彭德怀忽然走回头,大概是忘了东西或有什么事吧?与毛泽东走对面碰头了。

  这时,毛泽东站住脚。当时,跟在后面的罗瑞卿同志恰好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这也算长年战争生活养成的八路军作风吧。

  毛泽东站住脚后就招呼彭德怀:“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脸涨得很红,眼睛瞪起,脚步丝毫不停,一冲一冲地往前走,胳膊从头上一抡:“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一怔,随即半侧身,仍然望着彭德怀说:“没什么好谈的也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又是一声吼,脚不停步地走过去了。

  在许多中央首长面前,彭德怀对毛泽东持这种态度,毛泽东是不高兴的。并且引起了公愤。

  毛泽东回到住处,本来是让我们做下山准备了,后来一些首长反映意见,说问题不解决,就达不到团结一致搞好工作的目的。

  晚上,我们就得知不下山了,要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8月2日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了,开始清算彭德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怎么参加,中间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房间里开的。我见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说起彭德怀在井冈山时期的问题,便知道是从井冈山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林彪没有参加形势座谈会,是后来上山的。上山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不少,主要是讲井冈山时期彭德怀的事情。

  会议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会议中途转向,由原来的反对“左”倾改变为反对右倾,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山上山下的形势有关,原因比较复杂。中途转向反右倾,在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彭德怀赌气,引起在场首长们的公愤也是促成的原因之一。那份意见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呗”,批评一下就过去了。他一赌气,事情闹大了。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大约两次来见毛泽东,都是板着脸,表情严肃,甚至是冷峻。彭德怀确实是个性格刚强的元帅。卫士引他上了二楼毛泽东的卧室,谈了半小时,板着脸自己出来了。黄克诚也是很刚强,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秀才”们有些不行,不如军人们意志坚强。虽然看问题可能敏锐,来求见毛泽东,痛哭流涕。说是什么年轻,没经验,受骗了,等等。毛泽东见不得落泪,一见流泪的他就说劝慰的话。后来也只定了个“彭黄张周”,没动那些“秀才”们。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又到中南海来见了一次毛泽东。这一次头发留得很长,没剃光,自己从后门找进来的。他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么。彭德怀又提出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

  当彭德怀告辞走出时,我望着他的身影,突然想起沙家店战役时那位彭大将军,心里很有些惆怅……

  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似乎显著地步入晚年。他曾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却又无法规定历史的内在矛盾。他的主观意愿并不是总与客观结果相一致。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喜剧历史,却又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摘编自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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