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是个闲官，白居易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创作和游览，他在《江州司马所记》中说：“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认为“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所以，他有充裕的时间游览江州各处风景名胜。到第二年秋天，开始上庐山游览。他邀集了在庐山隐居的一些文人学士和寺院中的一些高僧长老，如元集虚、张允中、张深之、宋郁、梁必复、张时以及法演、智满、士坚、利辨、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恩慈、寂.然诸人，抚弄泉石，优游岁月，几乎走遍了庐山全境。由于白居易的人品文章，人们都乐于同他交往。因而他们往往在山中或结伴游览，或饮酒赋诗，或相互过从，十分欢快。

公元年(元和十二年)4月间，白居易与河南名士元集虚等游大林寺，见寺中有李渤等人在二十年前游览时的题字署名，此后竟没有什么有名的人物来过，白居易对当时人们热衷名利，追逐官场，不爱山林、不慕泉石的这种社会风尚，很是感慨。他在《游大林寺序》中说：“因与(元)集虚辈叹且日：吁，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存)、魏(弘简)、李(渤)游迄今，垂二十年，寂寥无继来者。嗟呼，名利之诱人也如此。”白居易对追求名利的人，十分鄙视，对不慕名利，热爱山林，洁身自好的人，很是推崇。如对陶潜和不久前曾任江州刺史的韦应物等，就很尊重和赞许。他在《题浔阳楼》一诗中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他来江州任司马，心中常常思念韦应物与陶潜。这次有机会游庐山，他专程去陶潜故居柴桑栗里一游，瞻仰陶潜故居和遗迹，访问陶潜的族人，处处流露他对陶潜的推崇和仰慕。他在《访陶公旧宅》一诗的结尾处，很动感情地说：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中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田。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在这首长诗中，白居易对陶潜在当时那样混乱腐败险恶“济的环境中，能够不同流合污而超然自立，表示了由衷的崇敬。对陶潜不受当权者的利用，不爱慕荣利，而坚持“老死此丘园”对抗精神，十分仰慕。白居易爱陶潜的为人，也爱陶潜隐居的庐山还想实践陶潜式的归隐。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漫游之后，白居易决心在庐山寻找隐居隐息的处所。他在东林寺附近看中了一个地方，那里南靠吞炉峰，北傍遗爱寺，山水秀丽，景色绝佳。这地方离江州城也近，如有紧急公事，半日可以返回任所。白居易在这地方兴建了一座“三门两柱、二室四牖”的草堂，打算就在此终老。他在公元年(元和十二年)3月27日迁入草堂，4月7日撰《庐山草堂记》一文。一开头就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

这句“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话，成为此后一句众口皆碑的评语。在《草堂记》中，他最后表示，待将来弟妹们婚嫁完了，司马官的任期满了，自己的行动一旦可以自由，就要“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平生之志”。并且发誓似地说：“清泉白石，实闻斯言。”白居易同李白一样，尽管都发表了要终老庐山的誓言，但都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他在《草堂记》中，对周围环境的优美，草堂陈设的简陋，自己在草堂内的愉快生活，作了生动形象、淋漓尽致的描写。使我们读了这篇《草堂记》，如入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又见到了一个陶渊明。白居易在给他的好友元稹的信中，对庐山草堂和他在其中的生活，作了扼要概括的叙述。从这封信中，可见草堂环境的一斑。

(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闻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绿柳白莲，罗生池砌……平生所好，尽在其中。不惟忘归，可以终老。

这种“忘归”、“终老”，追慕陶潜归隐田园的思想，在《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中，表露得更为清楚，他在对草堂景色作了种种刻画描绘之后，说：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返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还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

诗，是言志的艺术形式，白居易用诗的语言，概括、凝练、通俗、生动地反映他要归隐田园的思想。这一时期的诗，集中地表露了他的这种感情。在《香炉峰下新卜草堂初成题壁五首》中，也同样明确地表示：“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

白居易归隐的思想中又渗透着求仙的思想。他在草堂落成后撰写的《祭庐山诸神文》中，由倾向陶潜转而倾向李白。他说自己在江州、庐山两地，“或来或往，栖迟其间，不惟耽玩水石，以乐野性，,亦欲罢去规恼，渐归空门。”这反映了白居易也想求神学道，,本的有了共鸣据《櫵人直说》一书记载，白居易学道，曾在庐山草堂中炼丹，并自制一种取名“飞云履”的鞋子，在鞋的四面，饰以素绢剪成的云彩，穿起来飘飘如云雾。据说，他穿着这种鞋子，对山中的道侣们自我解嘲。嘲地说“唔足下生云，不久且登朱府矣。”“朱府”也即天堂，广泛地可以指为仙境，这也反映了白居易思想中的迷信成分。白居易研习佛道，大概并不相信可以长生不老，所以他把自己的文集部计七十卷、画像一帧，藏在东林寺。肉体不能争取永世长存，希望文章能够传诸永远。

公元年(元和十二年)7月，朝廷任命崔群为宰相。崔群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对此很为高兴。次年冬天，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他谪居江州的生活至此结束。

白居易原来就有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在武元衡事件中仗义执言，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与元九书》中，也仍然是这一观点。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转为独善其身，隐迹山林，寄情泉石，甚至倾心佛道。而“兼济天下”的思想，一有机会，还会表现出来，逃名匡庐，终身司马，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他并不满意他的现实政治生活，也不是那样完全彻底地沉溺于仙佛。

“谪居”在精神上的压力，总是不可避免的。如他在这之前的一首酒林寺诗》中，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说：“身闲易谈泊，官散无牵迫，缅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适。是年淮寇起，处处兴兵革，智士旁思谋，戎臣苦征成;独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在用散之中，仍然心忧天下，想有所作为。所以，当他获悉谪居指结束，要到忠州去任制史的消息时，心情多少还是情快的，同时也的确舍不得得抛弃心爱的草堂，还想三年任满之后再回到庐山来。在《留别草堂》三绝中，表露出这种感情。

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为感君恩须暂起，庐峰不拟住多年。久眠葛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庐山未便勒移文。三间茅屋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即归来。

在忠州作了一任刺史，白居易又回到长安。公元年(唐长庆二年)，正是李渤任江州刺史时，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这年八月间，他在赴任途中路过江州，李渤盛情地招待了他。大概李渤修甘棠湖，启发了白居易，使白居易到杭州后，疏浚西湖，修筑白堤。白居易没有放过再游庐山的机会，亲到草堂看望，留息一宿，说是“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得来”，表达了他对庐山始终不渝和无限缱绻之情。

这首《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渤)使君》的诗，接着就对李渤说，“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我们彼此都不能够再在庐山隐居了，可谓情文并茂，意味深长。在这以后，白居易没有再到庐山来，这是诗人对庐山的最后告别。

庐山乐天草堂，或称白公草堂，在白居易离开后，由东寺、西林寺的和尚长老们照看。白居易在给他们的诗中希望“为报山中侣，凭看竹下房，会应归去存，松菊莫教荒。”大相东西二寺的僧人照看了一段时间，到唐朝末年逐渐荒凉了年(宋大中祥符二年)，朝廷命江州地方官修葺白居县、州故居和山中草堂。这样又维护了一段时间。及至年(南宋淳熙六年)，朱熹来游草堂时，仅余“数椽”，而且也不是原来的地址了。可见，草堂在此之前已经荒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