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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

发布时间:2024/8/27 15:36:06   点击数:

“泯然众人矣”出自北宋王安石的《伤仲永》,形容一个人拥有不同凡响的起点,可最后的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个词用来形容汪精卫特别合适,在那个“王朝末路”和“群雄并起”的阶段,他以英勇无畏的精神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又以贪生怕死的步伐走向了历史的对立面。

今天,我们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讲述汪精卫的历史过往,讲述他如何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有志青年成为了民族的败类和国家的汉奸。

汪精卫(年5月——年11月),原名汪兆铭,笔名“精卫”,浙江省山阴县人。作为早期的民主革命派,他历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党副总裁、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几乎成为了中山先生的接班人,最后却沦为了最可耻的汉奸和卖国贼。

汪兆铭的祖父名叫汪云,是清道光时期的举人,长期在遂昌县担任教育训导,算是基层的教育官员。他的父亲名叫汪瑎,虽然饱读诗书但却郁郁不得志,只能辗转于广东各地担任师爷和幕僚。

充当别人的师爷或者幕僚,表面看起来风风光光,实际上收入却极其有限。当时,汪瑎已经在父母包办下娶妻生子,用这些微薄的收入供养家庭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在原配妻子病故后,汪瑎只得独自抚养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待孩子们逐渐成年后,才在亲友的资助下另娶得一个17岁的吴姓女子为妻,还在63岁时老来得子汪精卫。

汪精卫出生后,父亲见他天资聪慧,遂寄予了无限的厚望,希望由儿子来继承自己未完的科举事业。受此影响,他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封建教育,积累了扎实的旧学基础。

为了生存,父亲汪瑎六十多岁还要四处奔波,而母亲吴氏也要起早贪黑操持家务,一家子的生活非常贫苦。在汪精卫12岁时,父母双亲都接连过世,他只能跟随同父异母的长兄生活,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客观讲,汪精卫一生功败垂成都与性格中的那种自卑怯懦和优柔寡断密不可分。而这种性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响。

十九岁时,汪兆铭肩负着亡父的殷切期望参加科举考试,成功考取了广州府第一名的秀才。而且,与他同科得中的还有二哥和侄子,成就了“一门同科三秀才”的佳话。

凭借优异的成绩,汪精卫争取到了官派留学日本的名额,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且,他也成功搭上了科举考试的末班车,虽然没能借此入仕为官,但却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梦想。短短两年后,科举考试就被慈禧太后废止了。

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期间,汪精卫除了攻读法律、政治和财政等相关的专业,还迅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不久,他成为了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而且还属于其中的激进派。

同盟会成立后,汪精卫被派往南洋去筹备分会和募集资金,能力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升。年8月20日,《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创刊,他作为报刊的主笔开始使用“精卫”的笔名与保皇党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论战,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萍浏醴起义后,同盟会在年和年又在西南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分别是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

面对这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汪精卫早就跃跃欲试,再也不能满足于温和的提笔论战。不顾孙中山的劝阻,他下定决心要刺杀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载沣,甚至不惜以身殉国。

年初,汪精卫和黄复生等人秘密抵达了北京,在设立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后,开始积极筹划刺杀行动。为了掌握载沣的行踪,他们进行连续的蹲点和勘察,还购置了大铁罐填装好炸药,准备在对方上朝的必经之路实施爆炸。

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他们的刺杀行动还未开始就失败了,汪精卫遭到了清廷的逮捕。对于这种大逆之举,载沣当即下令公开处决,但在肃亲王善耆等人的极力劝阻下最终改为无期徒刑,算是展现“皇族内阁”宽容和开明的一面。

被关押期间,汪精卫已经抱定了必死的信念,甚至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可以说,此时的汪精卫是进步的,是积极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年10月10日,就在汪精卫被囚禁期间,蒋翊武和孙武等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起义。之后,全国各地都开始纷纷响应,相继脱离满清政权宣布独立,就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为了应对突发局面,志大才疏的载沣显然无力维持局面,只好任由袁世凯重新复出并且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这下,清廷开启了加速灭亡的模式,同时遭受北方北洋军和南方革命军的夹击。

为了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为了继续迷惑革命党人,袁世凯立即下令释放汪精卫。同时,还任命他出任议和代表伍廷芳的参赞,积极加入到南北议和的过程中。

由于对袁世凯充满了幻想,汪精卫性格中的软弱性开始体现出来,竟然劝说孙中山主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而且,由于能言善辩,他的观点还影响了一大批的革命党人。

陈璧君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侨后裔,深受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影响并且成为了同盟会的早期成员。期间,她结识了在南洋筹建同盟会分会的汪精卫,遂被其坚定的意志和英俊的外形所吸引,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在和陈璧君结婚后,汪精卫带着她一起前去法国留学,留下了国内尚未完结的革命事业。在欧洲期间,女方提供了一应的花费和开销,二人过得很是风花雪月。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后,彻底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随之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之举。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接连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收到孙中山的召唤后,汪精卫携妻子陈璧君很快返回了国内,担任了广东革命政府的高级顾问。从此开始,他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汪精卫不仅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成员,而且还成功当选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从此以后,他真正走入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不断提升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在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趁机发动政变并且囚禁了总统曹锟,史称“北京政变”。事件发生后,直系的吴佩孚兵败南逃,北方呈现出了段祺瑞、张作霖和冯玉祥相互牵制的局面。

三家中实力最弱的冯玉祥为了维持政局,特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而为了标榜民主,张作霖和段祺瑞也公开响应,再次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和解决时局问题。

经过党内讨论和权衡利弊,孙中山认为国民党不能留在广州偏安一隅,必须亲自去北京以完成中央革命和全国革命的任务。于是,他公开回电表示“建设大计,并须决定。拟即日与诸兄晤商。”

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时局宣言》表明自己扶病北上的态度,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出自汪精卫之手。其中,还提到了北伐的目的和意义:

北伐不仅在于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于推翻军阀,尤在于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11月13日,孙中山带病偕夫人宋庆龄等人从广东乘船启程北上,于12月14日抵达了天津。此时,北京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段祺瑞成为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开始暗中抵制孙中山入京。

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还是在12月31日毅然抵达了北京,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刚下火车,他就发表了《入京宣言》,明确声明“此次来京不是为争地位和权力,而是来商讨救国”。

年1月26日,孙中山的病情日益加重,医院进行治疗。由于治疗效果不是很好,他又转到顾维钧的府中休养,身体状况已经不能支撑其会见各方人士。

2月24日,除了宋庆龄和孙科在身边陪护外,汪精卫、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也被叫到病榻前记录遗嘱。孙中山的遗嘱共有三份,第一份名为《国事遗嘱》,其中提到了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第二份名为《外事遗嘱》,希望苏联政府能与民国结成同盟;第三份名为《家事遗嘱》,主要是写给宋庆龄的。

孙中山过世后,治丧委员会把公祭地点选在了北京中央公园的社稷坛,还圈定了三组扶棺人。第一组,汪精卫、林森和宋子文等人;第二组,于右任和李大钊等人;第三组,李烈均和姚雨平等人。

在隆重的公祭仪式结束后,孙中山的灵柩被运往香山碧云寺的宝塔内暂时安放,准备等中山陵竣工后再正式安葬。

返回广州后,汪精卫立即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形象自居,还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会议。在会上,除了确定“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以外,还将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由“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

由于孙中山在遗嘱中并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接班人,使得国民党内各个派系都开始蠢蠢欲动。最后,围绕继任者的角逐主要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

到了年7月1日,汪精卫正式出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表面看起来已经成为接班人。不过,这场角逐还远未到最后时刻,胡汉民在党内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二人继续围绕新的党首而展开了争夺。

事实上,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胡汉民,二人都没有掌握过军权。因此,为了赢得军队的支持,他们都在积极拉拢党内地位不高但却掌握军权的蒋介石。

最终,汪精卫虽然击败了胡汉民,可却造成了蒋介石的尾大不掉之势,使得对方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攀升。从此开始,“蒋汪之争”开始了,而且持续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

年春,蒋介石突然宣布广州戒严,不仅逮捕了共产党员李之龙,而且还非法扣留了中山舰及其它的舰只,史称“中山舰事件”。对此,汪精卫显得非常软弱,他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把手,却因为无力遏制蒋介石而选择远赴法国去避祸,毫无担当可言。

直到年2月,汪精卫看到国内局势稍微稳定后才重新回国。当时,国民党党部和国民政府都已经迁到了武汉办公,他就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

看到老对手重新复出,蒋介石于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天后,他还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并且推举胡汉民担任主席,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分庭抗礼。

为了展现自己的右派身份,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蒋介石在徐州战役失败后,被迫退回南京并且黯然辞职下野。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合署办公,史称“宁汉合流”。

到了年1月,已经迎娶宋美龄的蒋介石重新复出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紧接着,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党部和政府,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则兼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

年1月28日,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之日,日军却在“九·一八事变”后又挑起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剧了中日民族矛盾。

作为亲日派的代表,汪精卫对于蒋介石连番“围剿”红军不仅不加以阻止,还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了日本进一步侵华的基地。而且,他在华北地区也不断退让,形成了事实上的自治局面。

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不抵抗政策”,举国上下都一致愤慨。年11月1日,王亚樵的锄奸团准备在国民党党部刺杀蒋介石,可对方竟然恰巧没有参加合影,导致汪精卫成为了替代品,被击中数枪后差点身亡。

年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张学良和杨虎城,却遭到了二人的兵谏,史称“西安事变”。事件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陷入哗然,汪精卫也火速从海外回国,还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

当汪精卫兴冲冲地回到国内时,却发现西安事变已经被和平解决了,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开始初步形成。不得已,他只好继续充当“二当家”的角色。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为了提振全民族的信心,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

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型会战,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更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

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等地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华策略,开始对国民政府“积极诱降”。

在此背景下,汪精卫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开始蠢蠢欲动,而且发表了一些妥协言论。甚至于,他还悄悄派遣梅思平等人抵达上海与日方接触,同时签订了卖国求荣的《重光堂密约》。

年12月,汪精卫带着陈璧君和周佛海等人逃离重庆,从云南抵达了越南的首都河内。当叛逃行径被蒋介石识破后,他索性不再遮掩,就在河内发表了“艳电”: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于求得国家生存和独立,抗战年余却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艳电”发表后,全世界都震惊了。为了稳住局势,蒋介石只好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一段公开讲话:

他们已从根本上自绝于中华民国和全体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

年4月底,汪精卫离开河内,乘坐日本轮船北光丸号于5月初抵达上海。为了面见自己的新主人,他和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汉奸在影佐的陪同下转到日本东京,先后拜会了日本首相平沼和前首相近卫等人,决定建立伪南京政府。

到了年3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汪伪政府终于在南京粉墨登场了。汪精卫自任伪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出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其余汉奸们也都“斩获颇丰”。

伪政府成立初期,汪精卫也显得“意气风发”,多次发表了“中日亲善”的歪理邪说,愚弄和蛊惑沦陷区民众,充分暴露出汉奸的丑恶嘴脸。

几个月后,汪精卫在下楼时不幸坠下,后背磕伤并且引起了脊柱旧伤的复发,导致双腿行动不便。经过数次救治,他的伤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的严重,已经不能继续胜任“汉奸工作”。

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和海上禁运,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运转吃力,数次谈判都无果而终。很显然,日本必须二者选其一,要么从中国撤兵,要么就是对美国开战。

在狂热的军国主义影响下,日军统帅部竟然做出了偷袭美国的决定。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成功偷袭了美军的珍珠港,由此全面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由于美日两国明显的差距,美军很快就从战争初期的颓势中反转。中途岛战役后,美军开始从太平洋展开了战略反击,一步步接近了日本本土。

到了年时,日本的末日已经日益临近,而汪精卫的病情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日本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他诊断,判定为骨肿病晚期,建议前往日本去手术治疗。

  3月3日下午,汪精卫乘坐的自己的专机“海鹣号”飞抵了日本,住进医院。为了救活这枚棋子,日本安排了一流的骨科和神外科专家会诊,由权威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手术,切除了4块有病变的骨头和3根肋骨。

汪精卫手术以后,病情一度出现了好转,遂于8月初秘密返回了上海。不过,伪政府还是制造了他尚在日本接受治疗的假象,直到军统破译了绝密电文。

 为了刺杀汪精卫,戴笠医院,而且还买通了医生和护士,每次注射药品时都掺进了少量慢性毒药,直接引发了他的病情反复。

眼见活命已经无望后,汪精卫在临终前还对身后事做出了具体的安排,希望自己可以葬回南京去陪陵孙中山。

汪精卫死后,他的妻子陈璧君和汪伪高官在中山陵附近选定了墓穴,还精心设计了主墓室、主祭堂和主牌坊几个组成部分。不过,由于日本在中国战场节节败退,汪伪政权已经是穷途末路,他的墓地也只好草草完工,但外围却被碎铁块掺在混凝土中浇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果然将汪精卫的墓地炸毁。当时,担任南京市长的马超俊全程监督了此事,也亲眼见证了炸墓的过程。据他事后回忆:

汪精卫在下葬前使用了防腐剂,尸体尚未完全腐烂,身穿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还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旗。

在汪精卫的尸体被火化后,原先的墓地也被掩埋平整。在梅花山上的观梅轩中,曾经还修建了他和妻子陈璧君的跪像,面对着中山陵的方位向所有中国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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