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有很深的宗教与社会属性，它是同一时代的“文化载体”，涵括了哲学文化、科学文化、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商业贸易、伦理道德、人文风尚、慈善救济、碑铭书法、建筑工艺、园林环境、美术创作、雕塑艺术、壁面彩绘、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服装佩饰、法事仪轨等等。本文主要是初探佛教的建寺文化，将介绍佛塔﹙pagoda﹚、僧院﹙monastery﹚、石窟﹙cave﹚、佛殿﹙temple﹚等兴建的历史缘起，以及佛像创造的缘起与发展。

一、佛教文化在中国

佛教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从印度经过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而传入中国的。在大约两千年的期间，佛教对于中国人民思想、文化，以及物质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了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南传佛教（巴利语系）。隋唐时，中国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在汉地佛教中逐渐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华严宗、禅宗八个宗派。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主要流行于中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到13世纪后期，西藏上层僧侣逐渐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经过不断发展，终于形成了西藏地区独特的佛教形式。并形成宁玛教（红教）、噶当派、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等许多独立派别。

二、佛寺建筑史话

佛教建筑由以塔为中心演变为以殿堂为中心的过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受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影响。华夏大地自殷周至唐代的一千多年中，宫殿、王府、署衙、宅第等，逐步形成以殿为主，由层层院落组成的传统建筑模式。在这种建筑群中，殿的位置是崇高的、神圣的、显赫的，是帝王议论国家大事、举行大典的地方，也是祭祀天地，社稷、神灵和祖宗牌位的地方。因此在佛教寺庙中，供奉佛像、礼佛、诵经的地方也应该是殿，这是中国人早已习惯并经常采用的形式。当时唐代著名僧人道宣（～年），在制定僧团制度，确定僧人行为准则、仪式、以及僧人出家去除俗姓而以法号相称等规定后，并规定寺庙建筑标准，指出殿是寺的中心。这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做出选择的结果。

二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王公、贵族、富商、甚至皇帝，出于对佛教的崇敬，往往“舍宅为寺”。像河南登封“嵩岳寺”，原是北魏宣武帝拓跋恪的离宫，后由其子舍作寺院。北京雍和宫原是清胤祯的雍亲王府，当他当上皇帝后，将其一半改成喇嘛寺庙。这些宅第都以大殿为主体建筑，改成寺庙后，对佛教寺庙建筑布局和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这一切在中国的建筑上都有所反映，并且集中地表现在中国的佛教建筑上。

三、佛教寺庙布局

寺庙类型可分为：

（一）汉地佛教寺庙

汉地佛教寺庙分布在全国各地。受古建筑形制影响，有下列特点：

1.重要殿堂与佛像布置在中轴线上。一般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或观音殿、藏经楼。

2.较大的寺庙在主体殿阁两侧，仿宫殿廊院式布局，对称排列若干个较小的院落。各院按贡奉佛像和功能命名。如菩提院、般若院、塔院、方丈院、法堂、祖师殿、罗汉殿等。文献记载，唐长安章敬寺有48个院、房屋余间，是皇室专建的特大规模的寺院。

3.主院和各小院均绕以回廊，廊内有壁画。在中轴线重叠四合院的两侧，又对称地布置了重叠四合院，形成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的格式，如河南少林寺和北京潭柘寺。

4.一些山中寺庙，受地形的制约，采取古建筑的形式，依山就势布局，做到错落有致。中轴线虽不明显，但主要殿堂布置在主要游览线路上。如北京的戒台寺，千山的龙泉寺，黄梅的五祖寺和福州的涌泉寺。有的寺庙建在沟谷的桥上，如井陉的福庆寺。还有的建在悬崖峭壁上，如恒山的悬空寺。

5.佛寺中，广植花木，或松或柏，或银杏或紫荆、藤萝。有的庭院内掘有荷花池，叠假山，并同建筑有机结合，成为理想宗教场所，又是安全舒适的生活区。

（二）藏传佛教寺庙（喇嘛庙）

藏传佛教寺庙始建于唐代，即佛教最初入藏之时。松赞干布修建的法王洞（曲结竹普）、超凡佛殿（帕巴拉康），是布达拉宫的雏型，以后经过多次维修和扩建，形成现在规模。随着佛教的传播，藏传佛教寺庙建设到清代达到极盛时期。

（三）南传佛教寺庙

南传佛教寺庙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区。受小乘教和当地民族建筑形式的影响，其寺庙主要特点是：

1.南传佛教寺庙没有明显的庭院和中轴线形式，也无依山就势高台形式，而是以塔为主或以释迦佛像为主，以殿堂相配合，周围分布或分散布置房屋。

2.在佛寺建筑形式与结构上多受缅、泰建筑风格影响，屋顶高起，坡度较大。有一部分受干阑式结构的影响，下面凌空，上建殿堂。如遮勒大金塔寺等。

3.受小乘佛教教义的限定，殿堂只贡释迦牟尼像及其遗物、舍利、佛塔和菩提树等。

（四）汉藏混合型寺庙

在汉族佛教寺庙中，还有一种汉族寺庙建筑形式和藏传佛教建筑形式相结合而建的寺庙。如承德的普宁寺和普乐寺。寺庙前部中轴线分明，而后部却建在一个高大坛台上，中间为主体建筑，四面布置配殿或次要建筑，属曼陀罗式建筑。

四、寺庙中的佛像雕塑和壁画

（一）释迦牟尼和诸佛

佛寺中主要贡奉人物像有佛祖释迦牟尼、菩萨、罗汉、天王等。佛祖在任何寺庙中都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中，或称正殿。佛像高大，或坐或立或卧，神态庄严肃穆。由于时代崇尚的发展变化和宗派的不同，主尊佛的位数亦不一样。

（二）菩萨

菩萨，仅次于佛，旧译为“大士”，他是“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之人。菩萨的职责就是帮助佛，用佛教的宗旨和教义，解救在“苦海”中的芸芸众生，将他们度到极乐世界中去，了却一切烦恼，永远欢乐。在中国民众中有影响的菩萨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四大菩萨。他们各有分工各有特点。文殊菩萨表大智，智慧辩才第一，头顶五髻，骑青狮，持剑，手托莲花；普贤菩萨表大行，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执如意或莲花，咖跌坐在六牙白象上；观音菩萨表大悲，救苦救难于人间，现33化身，救12种大难，头顶肉髻，端坐莲花宝座上，手执杨柳枝，左右肋侍善财童子和龙女；地藏菩萨表大愿，教化六道众生，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四大菩萨在中国名山中各有自己的道场，分别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在佛教寺庙中，文殊、普贤和观音称为“三大士”，塑像中，唐代以前都是男像，宋以后都成女像，而且是美女像。山西平遥双林寺中观音泥塑像，肌肤细腻，体态轻盈，宛如妙龄少女，楚楚动人。大同华严寺中一尊合掌露齿菩萨，朱唇微启，含羞带笑，为世间少见美人。据说这尊辽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品，是雕塑家仿造他未婚妻的模样捏塑的。

（三）罗汉

据说佛教徒修行可能达到高低不同的四种成就，每一种成就叫一个果位。其中阿罗汉果，成就最高，达到了修行的最高境界，得此果位之人，就称阿罗汉，简称罗汉。在大乘佛教中，罗汉品位之上是菩萨，最高是佛。罗汉的任务是常住人间，护法和弘扬佛教。

四大天王，又称四大金刚，是佛教王国里的神将，保护四方世界。天王像立在寺庙天王殿中两侧，塑像威武雄壮。各方天王，面部、衣服颜色、手中持物各不相同。东方持国天王，名多罗咤，镇守东胜神州，面部白色，身着白色甲胄，手持琵琶。他慈悲为怀，保护众生，用音乐感化众生使之皈依佛教；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镇守南赡部洲，面青色，穿青色甲胄，手执宝剑，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保护佛法，不受侵犯；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留博叉，镇守西牛贺洲，面红色，穿红色甲胄，手中缠绕一条龙（有的是赤索），他能净天眼、观察世界，对不信佛教的人，用索捉来，使其皈依佛教；北方多闻天王，名毗沙门，镇守北俱卢洲，面绿色，穿绿色甲胄，右手持宝伞，左手握银鼠，他以德福闻于四方，手持宝伞制众魔，保护人民财产。在天王殿中，正位是弥勒佛，背面是韦陀，他是保护佛、法、僧的将军，完全是中国武将打扮，金盔金甲手执金刚杵，威风凛凛。其姿势表示对行脚僧欢迎与否：双手合十，横杵于腕上表示欢迎；杵挂地，手插腰，表示不欢迎。

五、佛教与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是利用天然或人工加工的石壁，开凿成窟，窟内石壁上有石刻、塑像、壁画、碑碣等艺术珍品，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一）石窟的选址和建筑形制

１．石窟的选址

石窟是佛教徒和笃信佛教的民众顶礼膜拜之处。在建筑上，主要考虑开凿工程的容易性和保存长久性，因此在选址上十分注意：（１）地形：多为丘陵性山地，有一定的相对高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增加开凿难度，也不便于香客到达；（２）石质：开凿区的岩石应为石灰岩或砂岩，此种岩石质地均匀细密、硬度适中、耐风化，最适宜雕刻加工；（３）朝向：应在向阳，但又避免太阳直射的地方，以使洞窟环境保持干燥；（４）交通条件：应在通达性较好的地方开凿，以便于香客前来瞻仰。（５）周围景色：石窟周围自然景色好，能够烘托石窟艺术的气氛，衬托出佛的尊严，也适宜于僧侣们居住。

２．石窟工程

开凿石窟是一项耗资大、时间长的巨大工程。一般要经历斩山、凿洞，雕塑三过程。斩山：即在天然峭壁的基础上，进行人为加工，形成巨大的石面。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前的广庭宽33ｍ、深15ｍ、峭壁高30ｍ。斩山花24年，耗人工多个。龙门奉先寺和乐山凌云寺大佛斩山石方都在1万以上。

凿洞：即在峭壁上开凿洞窟。通常按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顺序进行。一般洞窟顶部比门框高，开凿时必须自门洞向上开辟一条施工道，进入预定高度位置，这就是后来所见的窗洞。然后自上而下开凿，省工而又安全。如云冈昙曜五窟，就按这一程序进行。窟二、三、四层窗洞就是入窟施工洞。炳灵寺和麦积山采取另一种形式，先在峭壁上开磴道或修栈道，作为交通或工作平台，再开洞窟，而后完成全部工程。目前麦积山崖面长ｍ，高ｍ，栈道距地面高70ｍ，残存长多ｍ。

雕像：在开凿洞窟的石面上，运用线刻、浮雕、高浮雕、圆雕技巧，塑造佛像人物，云冈和龙门石窟几乎囊括了各种雕塑技术。敦煌石窟开凿在由卵石、砾石、砂和粘土胶结而成的第四纪玉门系砾岩中。由于岩层各组成成分硬度、大小和密度不一致，所以开凿的窟洞表面高低不平，因而利用泥作，经打底、找平和粉面等工序，然后在壁面上作画或泥塑佛像人物，形成了壁画长廊。

３．石窟类型

中国石窟的形式受印度石窟寺的支提与毗河罗建筑形式的影响，但在平面布局、构造与装饰艺术上都已经中国化了。如支提形式洞窟的中后部塔，被移到中心部位，变为塔柱，成为石窟巨大支柱，在结构上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毗河罗式石窟的前廊列柱，也被中国式的檐柱屋顶代替。中国石窟的类型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

（１）龛型窟：这种窟的形式比较简单，在岩壁上凿出一个大龛，既无前廊，也无前堂或后室，正中雕刻，或塑、或绘出一个或一组佛像，四周为小佛、菩萨、飞天、装饰花纹。窟内空间被主像占得很满，几乎没有什么余地。

（２）中心柱型窟：这种窟型是比较明显的从印度的支提窟衍化而成的。它的特点是在窟的中心雕凿成塔柱或其他形式的柱子。柱子的四周和四壁雕刻、雕塑和描绘佛像、佛传故事、飞天、动植物及各种花纹。云冈石窟中1、2、21号窟即此类型。

（３）前廊列柱型窟：这种窟型的特点是洞口有一排长廊，有的为单间双柱，有的为多间多柱，气势壮观。显然这是受印度毗河罗式石窟前廊列柱之影响，但其建筑结构与艺术造型完全中国化了。如开凿于6世纪的麦积山石窟的七佛阁，洞宽31.7ｍ，进深13ｍ，高15ｍ。前面为八根巨柱一字排开，构成雄伟的前廊，后面为七间佛阁，顶上覆盖巨大的殿顶，望之宛如七间大殿，雄跨于高崖之上，甚为壮观。

（４）前堂后室型窟：受中国传统建筑前堂后室、前朝后寝的影响，其洞窟前半部有一开阔的空间，有如房屋的前厅，在这里不设佛坛或其他巨型雕塑，以使参拜之人有个准备、过渡的回旋余地。后半部的墙壁上刻有佛像、菩萨、飞天，以及佛传故事等。如云冈石窟中7、8、9、10号洞和敦煌石窟中的、洞等，均属此类。这类洞的形制在初唐时尤为盛行。

（５）大厅式窟：由于大型佛像、群像及大幅壁画的发展，为了满足僧侣、佛教徒们参拜、瞻仰等的方便，原来小型的龛室已满足不了要求，于是出现了仿佛寺庙大殿的大厅式穹形。如敦煌莫高窟中的大幅西方极乐世界、大幅经变图以及大幅塑像、多幅贯连的礼佛图、出行图等，多出现于此种窟型。

（二）石窟雕塑

中国雕塑始于商周，秦汉俑像达到很高水平。但在石雕方面的发展和完善还是以佛教、石窟寺文化的传入为契机的。石窟雕塑同坛庙、寺观室内外散存的塑像相比，因不受日晒雨淋，不随建筑物的毁坏而损害，是比较容易保存的。因而石窟内的雕塑，在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以年代早、数量多、艺术水平高为其特点，是我国一笔最大的历史文化财富。

（三）石窟壁画

石窟壁画之最，当属敦煌莫高窟。自北魏到宋、元的一千多年时间，莫高窟的壁画绘制一直绵延不断。现存有4.5万平米，如展开排列，长度可达30ｋｍ。莫高窟壁画绘制时间之长远，累积数量之多，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堪与长城、运河齐名，有“世界艺术宝库”之称。

六、佛教与塔

（一）塔的结构和布局

中国塔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地宫是受中国传统深葬制度影响而产生的，里面主要是一个石函及一些随葬物。石函中有层层函匣相套，内中安放舍利，俨然是一具小型的帝王陵寝的地宫。塔的下层是基座，在唐代以后向高大方向发展，明显地分为较低矮的基台和较高大华丽的基座两部分，象喇嘛塔的基座竟占塔高的三分之一，金刚宝座塔则已成为塔的主要部分，上面塔身反而小得多。这同我国古建筑中一贯重视台基作用有着密切关系。它不仅保证了上层建筑的坚固稳定，而且也收到庄严雄伟的艺术效果。塔身是塔的主体，塔级多为奇数，多为七级，所以有“七级浮屠”之说。塔顶是塔身向上收缩部位。塔顶上为塔刹，它是作为艺术处理的顶峰，以冠盖全塔的形象，一般由须弥座或仰莲座承托刹身，刹杆上套贯数目不等的相轮，上置华盖、仰月、宝珠等。这些形制是由窣堵波演化而来的。

（二）塔的历史演化和风格

我国最早建塔都是木塔。东汉洛阳白马寺中仿印度大方塔就是木塔。因为木头可塑性大，塔檐可较大延伸，形成飞翔的活跃气势。线条流畅，形式多样，可施雕刻、彩绘，因此木塔气宇轩昂，金碧辉煌。但因易受到虫蛀、风灾和火毁，难以留存后世。

1.单层塔

我国单层塔大都建在隋唐时期，特别唐代较多，多为僧民墓塔。塔的平面以正方形居多，亦有六角形和八角形。由于单层建筑，因此高度和体积都有限制，建筑材料有石造的，也有砖砌的。例如山东历城县柳埠神通寺的四门塔，建于隋大业七年（年），全部用青石砌成亭阁式单层塔。塔高13ｍ，平面方形，每边长7.38ｍ，每面中间开一个较小的拱门。风格朴素简洁。

2.密檐式塔

密檐式塔多为砖塔，实心建筑，一般不能登临。它的特点：造型单纯划一，下面均有须弥座，底层塔身较高，以上每层塔身很短，一般不设门窗，有的只有通风小孔，看上去显得高大雄伟，在深厚中透露挺拔之势。著名的有嵩岳寺塔、大理三塔、西安小雁塔、法王寺塔、北京天宁寺塔和辽阳白塔。

3.楼阁式塔

楼阁式塔是我国古塔中最庞大、艺术水平最高、最普遍的一种造型。它把佛塔与我国传统楼阁建筑风格结合起来，使古塔数量最多，可登、可望、可居，形式也更为美观。从木结构起源，逐渐向砖石方向发展，并出现琉璃结构。平面有方形、六角、八角、以至十二角，形式丰富多彩。楼阁塔按其构件材料，可分为木塔、砖塔、石塔和琉璃塔。

4.喇嘛塔

喇嘛塔是藏佛教的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源于我国元代。喇嘛塔同印度的“窣堵波”相近，它主要建筑在寺庙中。塔的特点是，下面有一个高大的基座，上面安置一个巨大的圆形塔肚，肚上竖立一根长长的塔颈，颈上刻成许多圆球，顶上安置华盖和仰月宝珠。塔身刷成白色，显得文静素雅，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去，体态始终一致。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和北海白塔、江孜自居寺菩提塔、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西宁塔尔寺内太平塔和如意塔，拉卜楞寺白塔等。

5.金刚宝座塔

金刚宝座塔是密檐式塔一个特殊形式，最先在隋代敦煌壁画中出现，但最早的实物见于明代。它的特点，在高大台基上建造五座密檐方形石塔和一个小佛殿。我国现存仅有5座，主要有北京市的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和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呼和浩特市的金刚座舍利宝塔，昆明市官渡金刚塔。

6.傣族塔

傣族的佛塔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傣族信奉多神的原始宗教，大约0多年前，小乘佛教开始传入，逐渐取代了原始宗教，形成全民信仰的佛教。与此同时，傣族聚居地区出现了佛寺和佛塔，到15世纪以后，便“寺塔遍村落”了。一般的塔建在山坡高地上。佛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呈正方形，高度1ｍ左右。塔身大多为圆形，呈葫芦状。塔刹由一节比一节小的环节堆积而成，最上面是塔针。规模一般比内地塔小。多为砖结构，外面敷以石灰，有的还用植物胶砂浆涂料。有的名贵佛塔还彩绘贴金，使佛塔在秀雅挺拔中透出高贵的金气。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双版纳曼飞龙白塔和景真八角亭式塔。在傣族地区，处处可见到圆形古塔和八角亭式塔，并同金碧辉煌的佛寺、轩敞雅洁的边寨竹楼、苍翠欲滴的浓郁椰子树，互相掩映，显得多姿多彩，别具风韵。

七、佛教与花木和佛事活动

同佛教寺庙，塔和佛像融为一体的象征性的花木和僧人的佛事活动，形成佛教综合景观。人们对花木和佛事活动有更大的兴趣。

（一）佛教象征性的花木

莲花：佛经中记载，佛陀本为天上菩萨，下凡诞生到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家时，空庭中百鸟群集，四时花木悉皆荣茂，池内突兀盛开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因此，佛陀成道后，转FA轮（布道）时坐的座位叫“莲花座”，相应的坐势叫“莲花坐势”，即两腿交叉，双脚放在大腿上，足心向上。这也是僧尼坐禅的姿势。莲花同佛教联系起来，成为佛教的象征。重要经典叫《妙法莲花经》，我国净土宗，亦叫“莲宗”。在诸佛、菩萨的塑像中都是足踏莲花座，有时菩萨手持枝莲花。莲花在群芳中亭亭玉立的风姿和出于淤泥而不染的情操为印度和中国人民所喜爱。

菩提树：原名毕钵罗树，热带常绿乔木，叶卵形，茎干黄白。在佛教产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只是因为释迦牟尼在毕钵罗树下证得菩提（觉悟），才被称为菩提树。自此菩提树成为佛教树，成道的代表。受气候的影响，菩提树分布在我国广东和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对菩提树十分尊敬，称它为“吉祥之树”。

娑罗树：为龙脑香科，乔木，叶长，卵形而尖，表面光滑，花淡黄色。它成为佛教圣树的原因是，释迦牟尼诞生和圆寂都在娑罗树下。我国寺庙的娑罗树，不同于印度，南方属梧桐科，北方属七叶树科，但都受到教徒们的尊敬。

阎浮树：属桃金娘科，高大乔木，叶阔椭圆形，对生，花白色，有芳香，浆果大如雀蛋，紫黑色，略酸，味美。分布在我国和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释迦牟尼出家前在此树下思索人生之苦，所以象征佛教思索树。

芯刍：为菊科，草木植物。有五种特点：①体性柔软，②引蔓旁布，③声香远闻，④能疗疼痛，⑤不背日光。这同佛陀对僧众的五点要求（①宽容忍耐，②刻苦修行，③弘扬佛法，④拯救众生脱离苦海，⑤达到涅槃）相似，芯刍又同比丘同音，成为比丘的象征。

（二）佛事活动

佛诞节：佛诞节又称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为每年阴历四月初八。在汉族地区变成盛大群众性庙会，傣族地区成为泼水节。青海塔尔寺要从四月初八到十五进行大型的佛事法会。

成道节：据说释迦牟尼于阴历十二月初八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为纪念这一天，汉地佛教于此日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俗称：“腊八粥”。后来，逐渐变成民俗，以庆丰收，迎春节之意。

盂兰盆节：阴历七月十五，是佛家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式。节日源自佛陀弟子目犍连组织十万众僧，解救地狱中母亲。盂兰是梵语，意思是倒悬。盆是汉语，指盛供品的器皿。言此供具可以解先亡之倒悬之苦。这个节日同中国儒家孝道结合，成为孝亲节。到宋元以后，在民间逐渐失去本意，变为祭亡人的鬼节，放河灯和焚法船，成为民间风俗。

此外各地寺庙也有自己节日。正月初一是弥勒佛诞生日，二月二十一日是普贤诞生日，四月初四是文殊生日，七月三十日是地藏王生日，九月三十日是药师佛生日，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弥陀佛诞生日。特别是二月十九观音诞生日，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出家日，在民间纪念更为普遍。

随着这些节日的佛事活动，观音、弥勒、地藏和阿弥陀佛之名深入民间，成为民间较为普遍的信仰。

佛寺的建筑对于中国古代的城市面貌带来很大的变化。可以想象，在没有佛寺以前，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主要的大型建筑只有皇帝的宫殿，贵族的府第，以及行政衙署。这些建筑对于广大人民都是警卫森严的禁地，在形象上，和广大人民的比较矮小的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想像，旧的城市轮廓面貌是比较单调的。但是，有了佛教建筑之后，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除了那些宫殿、府第、衙署之外，也出现了巍峨的殿堂，甚至于比宫殿还高得多的佛塔。这些佛教建筑丰富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因为广大人民可以进去礼佛、焚香，可以在广阔的庭院里休息交际，可以到佛塔上面瞭望。可以说，尽管这些佛寺是宗教建筑，它们却起了后代公共建筑的作用。同时，这些佛寺也起了促进贸易的作用，因为古代中国的佛寺也同古代的希腊神庙、基督教教堂前的广场一样，成了劳动人民交换他们产品和生活用品的市集。

另一方面，这些佛教建筑不仅大大丰富了城市的面貌；而且在原野山林之中，我们可以说，佛教建筑丰富了整个中国的风景线。有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都是选择在著名风景区建造起来的。原来美好的风景区，有了这些寺塔，就更加美丽幽雅。它本身除了宣扬佛法之外，同时也吸引了游人特别是许多诗人画家，为无数的诗人画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诗人画家的创作反过来又使这些寺塔在人民的生活中引起了深厚的感情。总的说来，单纯从佛教建筑这一个角度来看，佛教以及它的建筑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对于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巨大的贡献。

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一代代经验的积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的需要，不同的技术科学上的进步，佛教建筑也同其他建筑一样，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构布局和不同的形式、风格。

从敦煌的壁画里，我们看到，从北魏到唐(从第五世纪到十世纪)这五百年间，佛寺的布局一般都采取了上面所说的庭院式的布局。但是，建造一所佛寺毕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规模比较大，工料比较好，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佛教建筑，大多数是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时候建筑的。佛寺的建造地点，虽然在后代有许多是有意识地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林之中，但总的看来，佛寺的建筑无论从它的地点来说，或者是从它的建造规模来说，大多数还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里，或者是沿着贸易交通的孔道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建康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以及洛阳的一千三百多寺之外，在唐朝长安(今天的西安)城里的一百一十个坊中，每一个坊里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佛寺，甚至于有一个佛寺而占用整个一坊的土地的（如大兴善寺就占靖善坊一坊之地）。这些佛寺里除造像外大部分都有塔，有壁画。这些壁画和造像大多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美术史《历代名画记》里所提到的名画以及著名雕刻，绝大部分是在长安洛阳的佛寺里的。在此以前，例如在号称有高一千尺的木塔的洛阳，也因为它有大量的佛寺而使北魏的一位作家杨衒之给后代留下了《洛阳伽蓝记》这样一本书。又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位置在戈壁大沙漠的边缘上。敦煌的位置可以和19世纪以后的上海相比拟，戈壁沙漠像太平洋一样，隔开了也联系了东西的交通。敦煌是走上沙漠以前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由西域到中国来的人越过了沙漠以后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经济政治的战略位置，其中包括文化交通孔道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中国第一个佛教石窟寺在敦煌凿造起来。这一切说明尽管宗教建筑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建筑，但是它的发展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条件的。

现在我们设想从西方来的行旅越过了沙漠到了敦煌，从那里开始，我们很快地把中国两千年来的一些主要的佛教史迹游览一下。敦煌千佛崖的石窟寺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文物。现存的大约六百个石窟是从公元年开始到公元13世纪将近一千年的长时间中陆续开凿出来的。其中现存的最古的几个石窟是属于第五世纪的。这些石窟是以印度阿旃陀、加利等石窟为蓝本而模仿建造的。首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敦煌千佛崖没有像印度一些石窟那样坚实的石崖，而是比较松软的沙卵石冲积层，不可能进行细致的雕刻。因此在建筑方面，在开凿出来的石窟里面和外面，必须加上必要的木结构以及墙壁上的粉刷。墙壁上不能进行浮雕，只能在抹灰的窟壁上画壁或作少量的泥塑浮雕。因此，敦煌千佛崖的佛像也无例外地是用泥塑的，或者是在开凿出来的粗糙的石胎模上加工塑造的。在这些壁画里，古代的画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当时佛教寺塔的形象，也留下了当时人民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画谱。

其次，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城外的云冈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最古的石窟群。在长约一公里的石崖上，北魏的雕刻家们在短短的五十年间（大约从公元—年）开凿了大约两打大小不同的石窟和为数甚多的小壁龛。

其中最大的一座佛像，由于它的巨大的尺寸，就不得不在外面建造木结构的窟廊。但是，大多数的石窟却采用了在崖内凿出一间间窟室的形式，其中有些分为内外两室，前室的外面就利用山崖的石头刻成窟廊的形式。内室的中部一般多有一个可以绕着行道的塔柱或雕刻着佛像的中心柱。我们可以从云冈的石窟看到印度石窟这一概念到了中国以后，在形式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印度的支提窟平面都是马蹄形的，内部周围有列柱。但在中国，它的平面都是正方或长方形的，而用丰富的浮雕代替了印度所用的列柱。印度所用的圆形的窣堵波也被方形的中国式的塔所代替。此外，在浮雕上还刻出了许多当时的中国建筑形象，例如当时各种形式的塔、殿、堂，等等。浮雕里所表现的建筑，例如太子出游四门的城门，就完全是中国式的城门了。乃至于佛像、菩萨像的衣饰，尽管雕刻家努力使它符合佛经的以及当时印度佛像雕刻的样式，但是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细节是按当时中国的服装来处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窟建筑的处理上，和浮雕描绘的建筑上，我们看到了许多从西方传来的装饰母题。例如佛像下的须弥座、卷草、哥林斯式的柱头，伊奥尼克的柱头，和希腊的雉尾和箭头极其相似的莲瓣装饰，以及那些联珠璎珞等等，都是中国原有的艺术里面未曾看见过的。这许多装饰母题经过一千多年的吸收、改变、丰富、发展，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中国的雕饰题材了。

在公元年前后，北方鲜卑族的拓跋氏统治着半个中国，取得了比较坚固的政治局面，就从山西的大同迁都到河南的洛阳，建立他们的新首都。同时也在洛阳城南的十二公里的伊水边上选择了一片石质坚硬的石灰石山崖，开凿了著名的龙门石窟。我们推测在大同的五十年间，云冈石窟已成了北魏首都郊外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政治上宗教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洛阳，同样的一个石窟，就必须尽快地开凿出来。洛阳石窟不像云冈石窟那样采用了大量的建筑形式，而着重在佛像雕刻上。尽管如此，龙门石窟的内部还是有不少的建筑艺术处理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以愤怒的心情提到，在著名的宾阳洞里两幅精美绝伦的叫做“帝后礼佛图”的浮雕，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已经被近代的万达尔（Vandals）——美国的文化强盗敲成碎块，运到纽约的都市博物馆里去了。

在河北省磁县的响堂山，也有一组第六世纪的石窟组群。这一组群表现了独特的风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印度建筑形式和中国建筑形式的非常和谐的，但有些也不很和谐的结合。印度的火焰式的门头装饰在这里被大量地使用。印度式的束莲柱也是这里所常看见的。山西太原附近的天龙山也属于第六世纪，在石窟的建筑处理上就完全采用了中国木结构的形式。从这些实例看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石窟这一概念是从印度来的，可是到了中国以后，逐渐地它就采取了中国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但同时也吸收了印度和西方的许多母题和艺术处理手法。佛教的石窟遍布全中国，我们不能在这里细述了。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石窟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令人十分愤慨的一些现象。在云冈、龙门，除了像宾阳洞的“帝后礼佛图”那样整片的浮雕或整座的雕像被盗窃之外，像在天龙山，现在就没有一座佛像存在。这些东西都被帝国主义的文化强盗勾结着中国的反动军阀、官僚、奸商，用各种盗窃欺骗的手段运到他们的富丽堂皇的所谓博物馆里去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盗窃了大量的经卷。云冈、龙门无数的佛头，都被陈列在帝国主义的许多博物馆里。帝国主义文化强盗这种掠夺盗窃行为是必须制止的，是不可饶恕的，是我们每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国家所必须警惕提防的。

前面已经说到，中国的佛寺建筑是由若干个殿堂廊庑楼阁等等联合起来组成的，因为每一所佛寺就是一个建筑组群。在这种组群里除了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部分以外，往往还附有僧侣居住和讲经修道的部分。这种完整的组群中，现存的都是比较后期的，一般都是13、14世纪以后的。因此，在这以前的木构佛寺，我们只能看到一些不完整的，或是经过历代改建的组群。

在中国木结构的佛教建筑中，现在最古的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它是公元年建成的。虽然规模不大，它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木构建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离南禅寺不远的佛光寺大殿。它是年建造的，是一座七间的佛殿，一千一百年来还完整地保存着。佛光寺位置在五台山的西面坡上，因此这个佛寺的朝向不是用中国传统的面朝南的方向，而是向西的。沿着山势，从山门起，一进一进的建筑就着山坡地形逐渐建到山坡上去。大殿就在组群最后也是最高的地点。据历史记载，第九世纪初期在它的地点上，曾经建造了一座三层七间的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里边有佛、菩萨、天王像七十二尊。但是在公元年，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宫廷里斗争的结果，道教获胜，当时的皇帝下诏毁坏全国所有的佛教寺院，并且强迫数以几十万计的僧尼还俗。这座弥勒大阁在建成后仅仅三十多年，就在这样一次宗教政治斗争中被毁坏了。这个皇帝死了以后，他的皇叔，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登位了，立即下诏废除禁止佛教的命令；许多被毁的佛教寺院，又重新建立起来。现存的佛光寺大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的。但是它已经不是一座三层的大阁，而仅仅是一层的佛殿了。这个殿是当时在长安的一个妇人为了纪念在三十年前被杀掉的一个太监而建造的。这个妇女和太监的名字都写在大殿大梁的下面和大殿面前的一座经幢上。这些历史事实再一次说明宗教建筑也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在这一座建筑中，我们看到了从古代发展下来已经到了艺术上技术上高度成熟的一座木建筑。在这座建筑中，大量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斗栱结构，充分发挥了这个结构部分的高度装饰性而取得了结构与装饰的统一。在内部，所有的大梁都是微微拱起的，中国所称做月梁的形式。这样微微拱起的梁既符合力学荷载的要求，再加上些少的艺术加工，就呈现了极其优美柔和而有力的形式。在这座殿里，同时还保存下来第九世纪中叶的三十几尊佛像、同时期的墨迹以及一小幅的壁画，再加上佛殿建筑的本身，唐朝的四种艺术就集中在这一座佛寺中保存下来，应该说，它是中国建筑遗产中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遗憾的是，佛光寺的组群已经不是唐朝第九世纪原来的组群了。现在在大殿后还存在着一座第六或第七世纪的六角小砖塔；大殿的前右方，在山坡较低的地方，还存在着一座13世纪的文殊殿。此外，佛光寺仅存的其他少数建筑都是19世纪以后重建的，都是些规模既小，质量也不高的房屋，都是和尚居住和杂用的房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已经公布佛光寺大殿作为中国古代木建筑中第一个国家保护的重要的文物。解放以来，人民政府已经对这座大殿进行了妥善的修缮。

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说，其次最古的木建筑就是北京正东约九十公里蓟县的独乐寺。在这个组群里现在还保存着两座建筑：前面是一座结构精巧的山门，山门之内就是一座高大巍峨的观音阁。这两座建筑都是公元年建筑的。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上为两层实际上三层的木结构。它是环绕着一尊高约十六米的十一面观音的泥塑像建造起来的。因此，二层和三层的楼板，中央部分都留出一个空井，让这尊高大的塑像，由地面层穿过上面两层，树立在当中。这样在第二层，瞻拜者就可以达到观音的下垂的右手的高度；到第三层，他们就可以站在菩萨胸部的高度，抬起头来瞻仰观音菩萨慈祥的面孔和举起的左手，令人感到这一尊巨像，尽管那样的大，可是十分亲切。同时从地面上通过两层的楼井向上看，观者的像又是那样高大雄伟。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匠师在处理瞻拜者和菩萨像的关系上，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在结构上，这座三层大阁灵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木结构的方法，那就是木材框架结构的方法，把一层层的框架叠架上去。第一层的框架，运用它的斗栱，构成了下层的屋檐，中层的斗栱构成了上层的平座(挑台)，上层的斗栱构成了整座建筑的上檐。在结构方法上，基本上就是把佛光寺大殿的框架三层重叠起来。在艺术风格上也保持了唐朝那一种雄厚的风格。

在18世纪时，这个寺被当时的皇帝用做行宫，作为他长途旅行时休息之用。因此，原来的组群已经经过大规模的改建，所余的只是山门和观音阁两座古建筑了。

在中国现存较古的佛教寺院中，可以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和山西大同善化寺这两个组群中看到一些比较完整的形象。正定隆兴寺是公元年开始建造的。由最前面的山门到最后面的大悲阁，原来一共有九座主要建筑。尽管今天其中已经有两座完全坍塌，主要的大悲阁也在严重损坏后，仅将残存部分重修保留下来，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但是还能够把原来组群的布局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这个组群中，大悲阁是最主要的建筑，阁内供养一尊巨大的千手观音铜立像。可惜原来环绕着这座铜像的阁本身已经毁坏得很厉害。大悲阁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楼，楼阁并列，在构图效果上形成了整个组群的最高峰。大悲阁前面庭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小楼，其中一座是转轮藏，整座小楼的设计就是为一个转轮藏而构成的。到现在为止，这个转轮藏是中国现存惟一第十世纪的真正可以转动的佛经的书架。与大悲阁相对在轴线上是一个18世纪建造的戒坛。戒坛的前面有一座平面正方形，每面突出一个抱厦，从而形成了极其优美丰富的屋顶轮廓线的摩尼殿。这一座殿是11世纪建造的，是这个组群中除戒坛外年代最晚的一座建筑。摩尼殿前面的大觉六师殿和它前面左右侧的钟楼鼓楼则不幸在不知什么时候毁坏了。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组群。现在还保存着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全部是由公元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这一个世纪之间建成的。这个组群规模不如正定隆兴寺那样深邃，但是庭院广阔，气魄雄伟，呈现很不相同的气氛。这个组群虽然年代相距不远，但是隆兴寺是在汉族统治之下建造的，而善化寺所在的大同当时是在东北民族契丹、女真统治下的。这两个组群所呈现的迥然不同的气氛，一个深邃而比较细致，一个广阔而比较豪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北不同民族的风格。可以附带提到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它是原来规模宏大的华严寺组群遗留下来的两座建筑之一，虽然它是其中较小的一座，可是作为一座年建成的佛教图书馆，它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靠着这座图书馆内部左右和后面墙壁，是一排“U”字形排列的制作精巧的藏经的书橱壁藏。这个书橱最下层是须弥座，中层是有门的书橱主体，上面做所谓“天宫楼阁”。这个“天宫楼阁”可以说是当时木建筑的一个精美准确的模型。整座壁藏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书橱。

在山西洪赵县的霍山，有两个蒙古统治时代建造的组群广胜寺。这两个组群是一个寺院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叫作上寺，一部分在山下叫作下寺。上寺和下寺由于地形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轮廓线。上寺位置在霍山最南端的尾峰上，利用南北向的山脊作为寺的轴线。因此轴线就不是一根直线而随着山脊略有曲折。在组群的最南端，也就是在山末最南端的一个小山峰上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琉璃塔。尽管这座琉璃塔是15世纪建成的，却为14世纪的整个组群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寺的规模比较小，可以说是上寺的附属组群。在这两个组群中，结构上大量地采用了蒙古统治时代所常用的圆木作结构，并且用了巨大的斜昂，构成类似近代的桁架的结构。这种结构只在蒙古统治时期短短的一百年间，昙花一现地使用过，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看见。广胜寺原来藏有稀世的珍本金版的藏经，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经企图抢劫这部藏经。为了保卫这部藏经，八路军部队在寺的附近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胜利地为祖国人民保卫住了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

14世纪末叶以后，那就是说明、清两朝的佛寺，现在在中国保存下来的很多，只能按照不同的地区和当时不同的要求，举几个典型。

首先是所谓敕建的寺院，亦即皇帝下命令所建造的寺院。这种寺院一般地规模都很大，无论在什么地区，大多按照政府规定的规范(亦即北京的规范)设计建造。例如现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所在的广济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寺位置在城市中心的热闹区，占用的土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是还是有完整的层层院落。山门面临热闹的大街，门内有一个广阔的可以停车马的前院。这种前院，在一个封建帝国的首都，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富有的商人等等，特别是他们的眷属，到寺里烧香礼佛所必需的。面临前院和山门相对的是一座天王殿，殿内有四尊天王像，它们不仅是东西南北四面天的保卫者，并且是寺院的保卫者。在天王殿的前面，在前院的两侧是钟楼和鼓楼，每天按照寺院生活的日程按时鸣钟击鼓。天王殿的后面，是寺内的主要建筑大雄宝殿。它的后面是圆通宝殿。前一座供奉的是三世佛，后一座供奉的是观音菩萨。最后是一座两层的藏经阁，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著名的佛牙就供奉在这座阁上。从天王殿一直到藏经阁的两旁是一系列的配殿和廊庑，把整个组群环绕起来，同时也把几个院落划分出来。由于地势比较局促，广济寺的庭院虽然不十分广阔，可是仍然开朗幽雅，十分适宜于修身养性，陶冶性灵。在这方面，建筑师的处理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个组群的右侧，另外还有几个院落，是方丈僧侣居住的地区，现在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址所在。这个组群原来是17世纪建造的，后来曾经部分烧毁，又经修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广济寺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中国佛徒活动的主要中心了。

在北京郊外西山的碧云寺是敕建寺院的另一典型。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建筑处理的手法和市区佛寺的处理手法也就很不相同了。碧云寺所在的地点是北京西郊西山的一个风景点。这里有甘冽的泉水，有密茂的柏林，有起伏的山坡，有巉岩的山石。因此，碧云寺的殿堂廊庑的布局就必须结合地形，并且把这些泉水、岩石、树木组织到它的布局中来。沿着山坡在不同的高度上坐落一座座的殿堂以及不同标高的院落。在这个组群中可以突出地提到三点：一个是田字形的五百罗汉殿，这里边有五百座富有幽默感的罗汉像，把人带进了佛门那种自由自在的境界。罗汉堂的田字形平面部署尽管是一个很规则的平面，可是给人带来了一种迂回曲折，难以捉摸，无意中会遗漏了一部分，或是不自觉地又会重游一趟的那一种错觉。另一个突出点是组群的最高峰，汉白玉砌成金刚宝座塔。从远处望去，在密茂的丛林中，这座屹立的白石塔指出了寺的位置，把远处的游人或香客引导到山下山门所在，让人意外地发现呈现在眼前的这一座幽雅的佛寺。关于这座塔，在另一段中将比较详细地叙述，在这里就不必细谈了。另一个突出点，是以泉水为中心的庭园。在这里有明澈如镜的放生池，有涓涓流水，在密茂的松柏林下，可以消除任何人的一身火气，令人进入一个清凉的境界。总的说来，这个组群是在山林优美地区建造佛寺的一个典型。浙江杭州的灵隐寺，以及江西庐山很多著名的寺院，都是相同的效果。

中国南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原因，佛寺的建筑就和北方的特别是敕建的佛寺在部署上或是在风格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四川峨眉山许多著名的寺院，都建造在坡度相当陡峭的山坡上。在这里气候比较温和而多雨，山上林木茂盛，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个沿着山坡一层比一层高，全部用木料建造的佛寺组群。由于天气比较温暖，所以寺庙的建筑就很少用雄厚的砖石墙而大量利用山上的木材作成板壁。院落本身也由于山地陡坡的限制而比较局促。但是，只要走出寺门，就是广阔无边的茂林，或是重叠起伏的山峦，或目极千里的远景，因此寺内局促的感觉也不妨碍着寺作为一个整体的开阔感了。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等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有必要叙述一下满族的清朝(公元—年)时期中修建的一些喇嘛寺，如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等。

喇嘛教是在元朝蒙古统治时期(13世纪后半和14世纪)由西藏传入汉族地区的，满清皇朝中，西藏和北京的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西藏的统治者接受了中央政权封赐的达赖和班禅的称号。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在建筑上反映出来。在北京城的北面修建了东黄寺和西黄寺两个组群。东黄寺是达赖喇嘛到北京时的行宫，西黄寺则是给班禅喇嘛的。可惜在本世纪的前半，在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这两个组群都被破坏无遗了。因此在北京，我们只能举雍和宫为例。

雍和宫是清朝第三代皇帝将他做王子时的王府施舍出来改建的，于年完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喇嘛寺。庙前有巨大的广场和三个牌坊，山门以内中轴线上序列着六座主要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用传统的汉族手法建造的。其中法轮殿平面接近正方形，屋顶有三道平行的屋脊。中间的一脊较高，上面中央建一座“亭子”，前后两脊较低，各建两座“亭子”，形成了在下文将要叙述的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而这种塔却是在15世纪由西藏传到北京的。

组群的最后一进是绥成殿，与左右并列的两阁各以飞桥相连。这种布局是中国建筑中比较罕见的，但其来源并不是西藏而是汉族的古老传统。

雍和宫最高大的建筑物是万福阁，阁内是一尊高达20米的弥勒佛像。

河北省承德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建有避暑山庄(离宫)。在避暑山庄的东北的丘陵地带，从公元年至年之间陆续建造了十一座大型喇嘛寺组群，其中八处至今还存在，称为“外八庙”。这些组群都建造在山坡上，背山面水，充分利用了地形，形成了丰富的轮廓线。在这些建筑中，有模仿新疆维吾尔族形式的，有完全西藏式的，也有以汉族形式为主而带有西藏风趣的。

上面只举出了少数突出的著名佛寺组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佛教建筑仅仅就是这种大型佛寺。事实是，数以百计的佛寺，可能到十万以上的大大小小佛寺遍布全中国。大的如上所述，小的只有一个正殿两个配殿，和一般小住宅差不多。这些无数的佛寺中各有不同的地方风格，其中也有极优秀的作品。从佛寺的数字和分布上看来，也可以看到佛教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性影响。但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了。

来源

李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