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分图片选自《历史巨人毛泽东画传》）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很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带着人们不相信自我解剖的遗憾，毛泽东也谢世这么多年了。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可话又说回来，伟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时未免谦逊，有时未免责己过严。

在他的自我解剖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自己、对历史的反思与矫正。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进行了一番自我解剖。他以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化过程为例，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衣服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就让那些正在被要求思想改造的文艺家们意识到：哦，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如此……距离一下就近了。

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个人的最高评价，无疑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里面。这是年“七大”的事。其间，毛泽东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进行反思和矫正。

年5月14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代表中央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

在此之前，主要是年“整风”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毛泽东主义”。如年7月1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如果是延安的报社，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毛泽东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得不重视起来。年4月，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中宣部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不同意叫“主义”，而接受“思想”的说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不敢和他们并列，再说那时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还没有成熟。但把自己当作马列的学生这种心理，他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文革”当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为“顶峰”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思想理论上同马克思和列宁并列。

在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毛泽东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诸项事业，蒸蒸日上，党心，民心，奋发顺畅。毛泽东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时候。这个“最”，当然不同于后来的盲目崇拜，而是有着科学的态度在里面的。这个科学的态度，首先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待“毛泽东的思想”的宣传的科学态度。

新中国成立初，各个领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法规，在其大原则处，免不了要提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此外，一些专门的文稿信函中也是如此。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表态。

年4月初，政务院副总理兼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有关情况，写了封信给彭真。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特别对彭真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写了个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了一个对毕业证章制度的说明，其中提到：“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看后批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如此这般，一再审改，还真是不胜其烦。干脆，发一个标准文件。于是，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这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3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目了然，这是越来越谦虚。

清醒而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权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反过来，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也就会清醒而科学地审视自己的思想。

经济问题

经济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课题。这方面，他一开始就不像在军事上那样特别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注意经济方面的学习，力求掌握经济规律，但也有些失误，做过自我批评。年8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番话，大概是他在经济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评。当时对财经工作批评得很厉害，毛泽东讲：“我说我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接着讲了自己应负的几方面责任，诸如抓得少，抓得迟，关于统收统支，关于预算等，自己都有责任。其中还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此后，他还是花主要精力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为了指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仍然做了大量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的论述，和一线的具体经济运作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后来他冲到一线，搞“大跃进”，直接指挥，并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规模经济运作。由于急躁冒进，搞得国民经济很不协调，得不偿失。捅了乱子，就有一个怎样认识的问题。这样，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对自己搞经济工作的反思。

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对“大跃进”，毛泽东是推动最得力的人，也是较早意识到“大跃进”有问题的人。时间大致在年10月底。他于11月初亲赴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的反思，也常常结合对自己的检讨。在召开年4月的上海会议后，中央又决定7月间召开庐山会议。

可以说，在这期间，毛泽东内心世界有这样3条路交叉前行着：一是下决心纠正“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偏差，但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要立刻转过弯来一时也不容易，这使他有为难的地方。一是虽然想纠偏，但他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这场运动毕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这是他一生特别看重的“民气”，因此他反复提醒，既要“泼冷水”，又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再一条路就是“大跃进”毕竟是毛泽东本人积极促成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准备承担责任，并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搞经济工作还不像搞其他工作那样顺手。

胡乔木生前为了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曾向参加撰写的人员披露毛泽东在年庐山会议前的这样一个心态：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泽东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这些话在庐山会议前期也讲过：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后来庐山会议的气氛完全反过来了。

年7月初上庐山后，毛泽东的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前半截的会议，被说成是“神仙会”，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也不忌讳在人面前谈他的失误。

譬如，11日晚上，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大跃进”的失误，对他原先良好的自我感觉影响不小。如果说，在庐山会议后期，他的许多自责的话，由于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不免有些赌气的意思在内，那么，在处理了这种被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潮以后，他的一些反思，就是很深刻和真诚的了。

庐山会议一个月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说道：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各门学科没有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起，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

这里虽然说了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毛泽东真正要说的，或者说引起他发这一大通感慨之语的，无疑是“大跃进”的经济失误问题，是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把握能力问题。

说完这番话后3个月，他便带着一个班子到杭州去了，去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他在杭州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是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

年以后的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上，意识到自己懂得太少，可在其他方面，他还是相当自信的。对自己过去的成功，特别是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看得更重了。也是从庐山会议开始，他时常谈起革命年代的一些往事。其中也有一些自我解剖的内容。

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扯到了30年前在闽西苏区的一些事情，他说：“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

这是毛泽东从历史的回顾角度，多少觉得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作方法，特别是在联系群众做细致的意见交流方面，有些不足。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下讲自己过去的遭遇，自然有不同的用意。但他用自己的经历要说的道理，无论是“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还是“锻炼革命意志”，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在挫折面前，要进取，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个意思，或许毛泽东在女儿李讷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4句话里表达得更详细：“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毛泽东送女儿的，无疑是自己的经验，是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现实心态。

《历史巨人毛泽东画传》是北京华商管理科学研究院袁青鹏院长出资并策划，历时六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余万字，图像约幅，其中部分珍贵照片初次以飨读者，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为五卷本，全面反映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讴歌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伟人风采。全书共五卷，大16开，余页，精装彩页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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