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花道

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城老师范大院。从校门走进去，迎面是一个大花圃，花圃的两边各有一条长长的校道。校道的两边一般都是种树，老师范的校道两边种的则是蔷薇。五六月份，正是蔷薇盛开的季节，一树树粉白紧致的小花竞相怒放。午后校园寂静，走在校道的红砖路上，花香袭鼻，蜂鸣蝶舞，正是盛夏的气息；冬天来了，大地冰封，似乎还带着夏之绿意的蔷薇花枝包裹在晶莹剔透的冰层中，傲然地静默着，等待着下一个花季。

我永远都忘不了老师范的蔷薇花道，它是我人生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美的意象，那些花儿在我记忆的香园里永不凋零。

嘉树欣欣

老师范的办公室是一幢里面有十字走廊的大房子，夏天非常阴凉。穿过走廊的南北通道，门口左手边有棵树。树干高大，树叶如含羞草般的细碎。到了夏天，满树开满浅红色的毛绒绒的花，人们说它的名字叫合欢树。

正对着办公楼的是实验室，一幢带回廊栏杆的高大平房。实验室的后面有一棵阔叶矮树，结一种红果，荔枝大小，长满了软刺，剥开红瓤，是甜的，汁水会染红嘴巴......至今我不知道它确切的名字。实验室的山墙旁还有一棵高大的海棠，春天开了满树花朵，粉白里夹杂着玫红，分外艳丽。都说雨中的海棠是最美的，可是一场雨水过后海棠从此迅速走向了萎落的命运，犹如一场致命的爱情带走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和美貌。

海棠树旁边有颗木瓜树，木瓜树下有个带水槽的水龙头，周末常有女生在木瓜树下洗衣服。她们披散着新洗的发，或是在脑后绑一只白色的手帕，空气中弥散着海鸥牌洗头膏的清新气息。木瓜树并不高，黄绿色的树皮，椭圆形的绿叶，吊挂着同样黄绿色的椭圆形的木瓜果。北方的木瓜是放在床头枕边闻味的，气味妙绝不可言说。据说木瓜也可以放在火上烤熟了吃，但我们却从未试过。

小时候的关于树的记忆多是和吃相关。还记得师范的蔷薇花树下埋着洁白甜脆的茅根，操场篮球架旁边有颗桑葚树。甚至春天的梧桐花，舔一舔花心也是甜的，都是能吃的。当然怎能忘记石榴树呢，老师范的图书楼前就有两棵石榴树，但我记忆深刻的并不是它的果实，而是七月流火，开得满树的火红的石榴花，耀人眼目。

还有松树，大热天被太阳烤出了松胶，晶莹剔透，好像琥珀。摸上去软软的胶质的感觉，让人想起一种软糖，好想吃，可惜不能吃。

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常常从师范围墙被撬开的大洞里钻出去，外面是一片狂野，那里坟头上的枸杞特别红艳硕大......

晚自习的歌声

八十年代初的校园里还是禁止学生谈恋爱的，老师范也是如此。但这样的事情，又怎么能禁止得了呢。当时老师范里就有这样一对“著名”恋人。男生女生都长得很好，穿得也比一般同学时髦得多。男生牛仔裤，大鬓角，女生留着“公主头”，长发飘飘。并且，这两个人谈恋爱，不像一般同学那样偷偷摸摸的，而是很坦然，很高调。结果就被学校领导请去接受谈话教育，男生说责任都在他自己，大家暗地里都觉得这个男生不错，很仗义。

老师范学风非常好，学生晚上很少有出去玩的（当然，那时候也很少消遣的方式），一吃过晚饭，大家都去教室上晚自习。夜幕降临，校园里灯光明亮，非常安静，唯有蔷薇花和苹果花在悄悄吐露着芬芳。记得有一次，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远远地看到那一对恋人中的女主角在校道上走过，她迈着轻快的步伐，甩着长发，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她唱得声音很大，又像是故意似的，走到晚自习的教室前，她恰好唱得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

据说那一次教室里的同学都听到了她的歌声。大家哄堂大笑，但心也被她唱乱了，再也看不下书去了。

韩靖摄影

八十年代的“流氓”

父亲在老师范教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因为穿得时髦就被人认为人品不好，那个年代的人常常会做这样的联想。有一天我和一个女孩一起背着书包去上学，他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后过来，说可以带我们一段，结果那个女孩马上就回骂他“流氓”。我没有骂过他，当然我也没有坐过他的自行车。后来他毕业了到我家和我父亲告别，还送了两幅画着花鸟画的团扇送给给我和妹妹，说这两个妹妹好。

陶伯伯

八十年代，“文化人”这个称呼还不时兴，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文化人真得很多并不稀罕的缘故吧。但是陶伯伯，却是让我第一次直观上对于“文化人”仨字有了认知。陶伯伯原来是老师范的老校长，我小的时候，陶伯伯已经退休。但是他依旧是身材魁梧，精神矍铄，非常有风度。夏天的时候穿着象牙黄的对襟绸缎衣裤，戴着墨镜，在80年代，那真是很出众的装扮。小时候到陶伯伯家玩，记忆中他的家里有很多花草，还有金鱼。后来听大人讲，陶伯伯很有眼光，文革的时候收集了不少名人字画。

爸爸和陶伯伯是好朋友，陶伯伯有时候到我家，挺喜欢跟和我和妹妹聊天。记得有一年老师范包场《尤三姐》，大家都去看了。陶伯伯到我家，便问我喜欢尤二姐还是尤三姐。我说我喜欢尤三姐，因为她“宁死不屈”。陶伯伯赞赏地对我的父母说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

是一个夏天清晨，我正蹲在我家门前用树杈在地上写“太平天国”玩，看到陶伯伯穿着他那身牙黄色的绸缎衣衫，推着自行车往外走。他看到了我，就回过头冲我笑了一下，似乎还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没有说话，似乎也没有给他一个微笑，就继续低头玩我的“太平天国”。上午十点钟的时候，传来陶伯伯去世的消息了。一世文化人，倒在了吃豆浆油条的小摊上。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个清晨，我总是认为陶伯伯把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由衷的微笑给了我。我还常常想起陶伯伯夸奖我的话，这个小孩以后有出息。

婚礼

陶伯伯的大儿子凯，是个警察，像他爸爸一样英俊挺拔。凯结婚的时候，陶伯伯还在世，几乎所有的邻居都被邀请参加了凯的婚礼。虽然我才十多岁，也成为了凯娶亲队伍中的一员。那时候娶亲没有豪车迎送，大家都是骑着自行车穿城而过，车把上拴朵大红花，新娘新郎的胸前还要别上胸花，方便大家辨认。所以，道具简单，动静可不小，迎亲队伍总会引得路人纷纷瞩目。凯医院院长的女儿，和陶伯伯家可谓门当户对。新娘个子高高的，结婚那天，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衬衫，新烫的头发扎成两个短辫，头上别了一枚明绿色的发卡，是一种端庄的漂亮，和凯站在一起非常般配。

按我们老家的习俗，结婚宴席男女要分开来坐。女客陪新娘坐在一边，新郎陪男客坐在另一边。由于没有大房子，当时男客女客还分别坐在两个隔得很远的屋子里。感觉过了好久好久，大家吃得差不多了，话也说得差不多了，正无聊端坐的时候，我发现对面新娘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起来，原来是新郎进来了，手里拿着酒杯来敬酒。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婚礼，10多岁的我，忘记不了新娘那忽然变得明亮的眼睛，那眼睛里激动的，喜悦的光芒。她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嫁给如意郎君，是多么幸福。

凯结婚的时候正是夏天，夜间总是闷热难眠，而当时又没有空调，连风扇也很少有人用。当天夜里，晚睡的人们看见凯带着他的新娘出去了。在很深很深的夜里，一对新婚的爱人，踏着明亮的月光，走向了门外，走向了大路，走向了长堤，走向浓荫和百花的深处......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我有时还会想象，凯和他的新娘新婚之夜销魂的幸福。

秋阳

董老师老家是南方的，不知是因为参军还是插队到了我们这里，回不去了，就娶了本地的女人结婚。董老师的夫人和董老师一样，都是白净斯文，话语不多，不大和别人交往。夫妻俩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都是文静内向，话语不多。他们的生活看上去既宁静又安闲，就这样一直过了好多年。

直到忽然有一天，董老师的夫人就发了疯。原来，董老师根本不爱这个落难时找到的女人。董老师的夫人也曾经给人哭诉过，她的丈夫会捡起地上的一根布条对她说：你也就像我随便捡的......终于有一天，董老师抛下了这个女人，一个人回了南方老家，从此音讯全无。在那个年代，从我们的认识里，南方，就像是在天边那么远。男人走了，孩子们也都长大去外地读书了，一家四口人，就只剩下沉默寡言的女人，和她的屈辱愤懑，于是她疯了。我亲眼看到过这个女人疯狂时的惨象，是黄昏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地上爬来爬去，但还是那么白净斯文......后来她爬上了窗户，手扒着窗棂往窗外面看，笑着。以前，我们是极少看到她笑的。

再后来，这个女人就消失了。据说后来董老师还是把她接了回去，但愿如此吧。她家搬走之后，好久没有人再搬进来。她家门前种了一种爬墙植物，秋天的时候，会结出紫色的浆果，可以吃。我和小伙伴们就到她家门前摘小果子吃。枯黄的藤曼爬满了墙，甚至爬上了绿漆斑驳的木门，秋风吹过，几片落叶在门前打转，唯有紫色的浆果隐现着金色的光芒。

阔太太家

阔太太家说的是薛老师家。薛老师本人阔不阔我们不知道，但传闻他夫人曾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不过，薛老师家确实比一般的人家都阔气。他们家很早就买了电视，我们小孩子是啥也不顾及的，只要透过门缝看到他家的电视闪烁着蓝紫色的荧光，就悄悄推门进去看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偷偷打量着这个阔气的家。薛老师的夫人高大丰满，气质蔚然，头发卷得一丝不苟，端坐在铺着白色织品的沙发上，脸上无有笑容。我们还看到她家墙上挂着黑框白底的装饰画，非常素雅，虽然就只是熊猫竹子，或者金鱼水草的图案。

韩靖摄影

琳琳姐

当年的师范大院里，帅哥美女特别多。琳琳姐就是其中一个。

琳琳姐长得美,但是她不喜欢学习，初中没有毕业就进了工厂。那时候，烫发的风气开始悄悄传入到我们那个小城，女工中开始有烫头发的，琳琳姐爱美，上班没有几天就学着烫了头发。

八十年代小城的风气还非常封闭。人们对于烫发还都接受不了，鄙夷地称烫头发的人是”顶着一头羊羔子毛“。的确，那个时候烫发技术比较低劣，就是一头毛茸茸的小细卷，也谈不上什么造型。特别是琳琳姐一进工厂就烫了头，人们都在议论，好像她刚进社会就“学坏”一样。据说，琳琳姐的父亲因此在家里发了很大的脾气。所以那段时间琳琳姐出门，总是用围巾包住头发。尽管如此，我们也总能敏锐地捕捉到从她包裹在前额的围巾里探出的一缕毛茸茸的卷发。

慢慢地，烫头发的人越来越多。老师范的女人，会利用周末在家的时候，将火钳子在煤炉上烧得通红，弄卷自己的刘海或者辫稍。

琳琳姐爱美，并且她也从不掩盖对于时尚的追求。有一年夏天，槐树开满了白花。琳琳姐又穿了件裙子站在树下展示给大家看。那是一件半新的连衣裙。很素雅的牙黄色，前胸有一排盘花纽扣和褐色的花纹，袖口也缘着相同颜色图案的花纹。那个年代，穿连衣服的女孩子也不算多，有人穿了，也多是花裙。琳琳姐穿的这件裙子，似乎超越了当时的审美，呈现出一种别样独异的美丽。琳琳姐很得意地穿着那件裙子在槐树下炫耀，她那张美丽的面庞在春日光辉和满树白花的映照下呈现出清新明净的光泽......。琳琳姐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件裙子是她母亲年轻时候穿过的。

韩靖绘《记得年少春衫薄》水彩

“穷摆”之家

在老师范时我家住的是平房，是那种一排一排的平房，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叫“住排房”。我们家住在师范大院最后一排，一共5家，我家是在头一家，门前有一块空地，还有一棵槐树，于是这块空地自然也就成了“全民广场”。我们家是那一排人家中最早买电视的，夏天的时候爸爸就把电视搬到槐树下，全排的大人小孩一起看电视。

我家一共有三间房子，一室一厅外加一个单间。父母就在两个门洞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开辟了个小花园。里面种了大理花，夜来香，紫罗兰什么的。春天下雨的时候，紫罗兰开出藕荷色的小花。那时候我们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唱一首日本歌曲，其中的歌词大意是说喜爱四季的人都分别是什么性格，比如喜欢秋天的人是情感深沉的人，而“喜欢春天的人是心底纯洁的人。像紫罗兰的花儿一样，是我的友人。”那时候觉得这样的歌曲意境简直是从未感受过的美丽，所以看到紫罗兰也别有一种异国感受。

那时候家家都挺穷的，可是父母还是尽量把家收拾得整洁一些，有格调一些，爸爸自诩为“穷摆”。我很快也就也学会了“穷摆”。周末一个人很喜欢在家里摆来摆去的。两把藤椅，中间放一个小茶几，上面铺上蔷薇图案的白色针钩桌布。夏天，我会到花圃里采上一把“六月雪”，绿色的叶子，缘了一圈白边，放在盛满清水的玻璃瓶子里，摆在茶几上。一个气质清雅的会客角就有了。窗外的爬山虎阻挡了阳光和热浪，室内一片绿意和阴凉。我坐在小木椅上读我喜欢的书，心里只觉得无限安宁。

年作者摄于老屋小花圃的位置于照片左起1，2门之间

《好孩子毛小弟》

《好孩子毛小弟》是妈妈给我买的第一本课外书。书里讲了一个叫毛小弟的男孩非常想要一只钢笔，于是他的妈妈便给了他两元钱让他去买。钱是放在信封里的，但是在路上毛小弟却把信封丢了。正在他为难的时候，他忽然在地上看到了10元钱。不过这钱是两个外国人丢的。于是毛小弟捡起了钱，但他并没有拿去买钢笔，而是还给了那两个外国人，显然，他受到了大家的表扬。

但是，毛小弟还是没有买到钢笔呀，于是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不过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的丢失了的两元钱被送回来了。原来那个放钱的信封被一个工人师傅拣到了，工人师傅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把钱给送回来了。那真是一个拾金不昧的年代啊。

不过，我之所以对这本书印象深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本彩色插图版的小人书，在七十年代末这样的儿童读物是相当时髦的了。就是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扎领带的外国人，看到了城市生活，花砖砌的路，商店，带尖顶的高楼。虽然《好孩子毛小弟》这本书的德育主题对我影响巨大（使我一直按着“好孩子”的模式努力成长），但它同时也激发了我对于城市和文明的最初的向往。

《好孩子毛小弟》是由著名儿童题材画家何艳荣女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绘制的一本彩色连环画，年1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粗心大意的毛病改掉了吗？”

小时候，我作文写得很好，但我是又是个错别字大王。于是常常是，老师一边在讲台上念我的“范文”，一边给我纠正错别字。有一次两行字出现了三个错别字，老师站在讲台上，脸就严肃起来了，差点表扬会就变成了批判会......但老师也有被我的错别字逗笑的时候，比如当我把大母鸡写成“大母亲”的时候，还有一次我把“全家出动”写成了“全家出洞”，这下可把老师给乐坏了，一个人在讲台上笑得花枝乱颤，怎么都止不住......为了“治”我的粗心，爸爸在我的铅笔盒里贴了一张纸条，用他的毛体草书在上面写了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粗心大意的毛病改掉了吗？”每当我掀开铅笔盒看到那几个字，泪水都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流，仿佛那是贴在我铅笔盒里的一张大字报。只不过当时的眼泪也白流了，因为我粗心大意的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掉。

那时流行红衬衫

八十年代初，有一段时间，女演员的时尚是拥有一件红衬衫，红条条或者红格格的。当时的女演员赵娜就拍过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就穿着一件红条条的衬衫，身材清秀，微笑含情，背景绿意深远。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赵娜的这张照片，我仿佛就闻到了八十年代某一个清秋之晨的寒冽清芬的气息。年电影百花奖期间，刘晓庆和陈冲抱着奖杯留下了一张合影，永远地定格了她们青春无敌的容颜和笑脸。在这张照片上，刘晓庆也是穿了一件红条条衬衫，可见在当时这件红衬衫的地位相当于今天女演员的红毯礼服了。

那时候的女孩子谁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件红衬衫呢？但我梦想中的红衬衫还要时髦得多呢。是大圆领，并且领口开得低低的，露出圆润的脖颈。泡泡袖，非常宽大飘逸。并且我喜欢的红衬衫既不是红条条也不是红格格的，而是红底子上洒满了白色的小圆点。当时的一位女演员殷亭如就穿着这样的一件红衬衫拍了一张照片，印在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的彩页上。我第一眼看到了便未曾忘记，那是我少女时代梦的衣裳。

电影演员刘晓庆和陈冲在80年

蒲公英

《巴山夜雨》是部八十年代的电影。具体故事情节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那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夜行船和电影压抑悲怆的情绪。里面有首好听的电影里插曲《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小伞儿带着我飞翔，飞翔，飞翔......”。每当我孤单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轻轻哼起它。它教会我无论何时都要记得爱，记得梦想，仍要飞翔。

《蒲公英》吴凡版画年

蝴蝶牌自行车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为了方便上学，父母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是那个年代候很流行的蝴蝶牌小轮自行车。蓝青色的车漆，车型较小，前梁很矮，非常适合女性或者小孩骑。于是我就开始学骑自行车。可是我练了好久，上车和骑车都掌握得都差不多了，就是不会下车。所以还没有等到下车的时候，我就要赶紧喊住一个人扶我一把。

有一次，记得是个雪晴的冬日，我骑着自行车在师范校道上遛圈，都遛了不知道多少圈了也没有遇见个熟人帮我下车，于是只好远远地盯住路边的一堆积雪，骑过去倒在雪堆上。

直到今天，我依然只会骑小轮自行车。看着别人在川流不息的大马路上骑着大轮自行车，还要从前面掏腿或者从后面高高地扬起一条腿来上上下下，有时前梁后座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我都觉得太可怕了。

李磊摄影

墙上的姑娘

在师范的时候，我和妹妹同住一个单间，我们就将旧挂历一张张撕开贴在床边当床围子。有一本挂历至今记忆深刻，因为照片上全是时髦漂亮的女孩。每天躺在床上，睁眼闭眼就能看到这些姑娘，至今还记得其中几位的面孔。

有一个女孩是坐在树林里，戴着白色太阳帽，露出微卷的短发，上身穿着黄色条条短袖夏衫，泡泡袖，下身穿着蓝色牛仔裤，手里拿着一个相机，要知道，那时候普通的人家还都没有相机呢，所以这个女孩算是今天的“知性女性美”的代表了。还有个女孩，模仿电影《庐山恋》中张瑜的造型。穿着蓝白抽象图案的短袖衬衫，烫发，扎两个马尾拖在胸前。她蹲在水边，手里撩起清泉，正灿烂地笑着，整个画面非常得青春明媚，真像那个年代。

最难忘的是一个穿玫瑰红连衣裙的姑娘，她伫立在一片幽静的竹林里，依着一棵竹子。面带微笑，眼睛含情。下面还写了一个字：盼。

就是这些墙上的姑娘和她们置身其中的意境，让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我对于外面的世界，对于成人的世界有了模糊的认识和憧憬。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人到中年，那些画中的姑娘也都老了吧。

一张82年的老挂历

《飘》

我第一次读《飘》，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时候郝思嘉的“嘉”字我还不认识呢。我家有个绿色的小书架，但我还要踩着小凳子才能够得着，《飘》就在那上面。我当时看的《飘》是黑色封面，上面有一片飘落的树叶（我妹说是羽毛）的造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女人的侧面。这是一个老译本，民国时期就有了，译者傅东华。这个译本有一个特点，就是把那些外国人名都翻译得像中国人的名字，郝思嘉呀（现在都改名斯嘉丽了，不过我还是怀念郝思嘉这个名字），卫希礼，白瑞德，还有韩媚兰，和我一个姓。有点可笑的是郝思嘉的黑人老保姆一张嘴就是“俺”“俺”的，莫非她祖籍山东不成？

当时看《飘》并不怎么理解里面的内容，但是从中我却第一次领会到了“爱情的嫉妒”的滋味。郝思嘉爱着卫希礼，可是卫希礼却要和韩媚兰订婚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片段，郝思嘉准备去12橡树参加舞会，不知道要穿哪一件衣服才好。黑色的这件嫌老，那件又有块油污，不然别上一枚胸针掩盖下？最后郝思嘉选了一件苹果绿的裙子，苹果绿，多么青春明媚的色彩，正好配她那双绿色的狡黠的眼睛！郝思嘉便穿着这件苹果绿的裙子去了12橡树，在那里她远远地看见了韩媚兰。韩媚兰穿着一件樱桃色的裙子，连帽子上的飘带也是樱桃色的。到底什么是樱桃色，是樱桃般的颜色吗？我苦苦思索和想象着。不管怎样，“樱桃色”这三个字已经传达出优雅神秘的成熟女人的魅力，郝思嘉的苹果绿啊，瞬时显得简单和青涩……情感的失落和爱情的惆怅开始在字里行间弥散，也开始在我小小女孩的心里滋生……。

我第一次读《飘》，就是这个封面

费雯丽在《乱世佳人》中的剧照

玉兰花开

常常记得五年级的一个雨天的周末午后，我自己在家看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集》。有一个女孩在她的作文中写到，也是在雨天的周末，她家阳台外的白玉兰开了，她用竹竿簪了一朵白玉兰下来。那时候我们那个县城没有几座楼，我都没有怎么见过正儿八经的阳台。于是在那个阴雨寂寞的午后，我久久地沉浸在这篇作文所传达出的意境中。因为里面写到的阳台，白玉兰或者还有关于南方的联想引发了我对于未来无限的憧憬。

春深似海

我看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一个暮春的早晨，那时候我是个留着童花头的黑眼睛的小姑娘，我的母亲也年轻。才六点多种，北方的天已经大亮了。我醒来睁开眼睛，看见母亲正在院子里折槐花，一树的白花，无限的未来，我永远忘记不了当时那种充满憧憬和信心的时刻。

韩靖摄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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