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怎样看待帖学在书法史上的意义？

张荣庆：我以为，自东晋以降及于今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赖以发展延续的一条主脉。主脉，就是中国传统书法的正脉，或谓主流、正统、大统（参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中国书史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年）。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中有：“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堪称的论。晋人书法的集大成者是王羲之，其子王献之成就也很高，唐太宗独尊大王，后世还是以“二王”并称的。“二王”以后，历代高手林立，各领风骚，而莫不受其孳乳，影响之大，既深且远。祖述“二王”的帖系书法，犹如大江之汇众流，奔腾入海，势不可挡，实为中国书法史上一道生机蓬勃的、最为绚丽壮观的风景线。帖系书法是一个大系统，有清晰的脉络可寻。帖系大家们走过的路子以及他们传世的丰厚的高雅经典性的作品，给无数学书者以无限启示，成为人们取法精进的渊薮；尤其“二王”书风，乃是学书者须要反复琢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藏。徐本一：在书法最高层面，无所谓帖学、碑学；作为书法创作的历史现象才有了帖学、碑学的分野。曾国藩与何绍基在讨论书法时，曾提出以乾、坤二卦来喻书法。他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我以为此亦符合碑学与帖学的特征。碑学，乾道也；帖学，坤道也。碑学，构建阳刚之美的一极，帖学，构建阴柔之美的一极。两极作为相互的参照，相摩相荡，“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就大趋势言之。碑学的阳刚之中有阴柔，帖学阴柔之中也有阳刚。碑学与帖学正如乾、坤两道的运动变化推动书法的发展。帖学的精义是中国文人审美的日常化，审美作为生存方式的重要方面凸显出文人精神的 　　在一件书法作品中，能否表现个体生命体验和想像力，细腻而深切地发挥独特的感受，王羲之的尺牍书是杰出代表。思想借助可感觉的视觉形式表现出来，让笔墨从你心中流过，或者说点画的痕迹承载你的心智，王羲之是第一人。从此，书法创作被深入到智性化了的审美个体之中。 　　我个人的体会是，作为帖学原典的“二王”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历史表明其有将人引向开放与生长的无限可能性。“二王”具有亲和力，仅就形质而言，它能融合到其他风格中，如盐入水，不露痕迹。王羲之的精妙与洒脱更有难以企及之处，后之来者往往不能两者兼备。有人将王羲之的书法评为“雄秀”也是有深意的。“雄”与“秀”看似相对立的两极，而能将两极协调起来，正是刚柔相济、阴阳二气调和的表征。而其笔法不仅有高度的技巧性，也有普适性，“写”的意趣被更突出地确立了起来。

陈振濂：关于二王的书风魅力，我以为，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书体（行草书）的艺术魅力，与篆隶楷和狂草并列，是远远不够的。二王书法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文化性——它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互为表里，从而形成以汉字书写（它本是技术性过程）进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与人文的精神形态，从而构成一种典型的文人艺术历史形态。这是一种“技进乎道”的极佳范例。因此，二王书风魅力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一种书体一类书风或一种技巧，它的效能是多样化的，综合性的，它代表着一种横跨千年的中国文化精神。遍观中国书法史中的任何一种书体（篆隶楷草）或任何一种风格，绝无能与“帖学”与二王相比肩者。

孙晓云：王羲之及“二王”书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作为“法”的全面成熟，标志着“隶化”与“美化”、笔法与视觉完美的统一，标志着书法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是那个时代孕育了无数的契机，造就了英雄，造就了天才。

　　胡传海：如果说帖学在书法史上有什么意义，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帖学里有一流的大家和最经典的范本。书法史的主流是由帖学构成的。如果抽去了帖学的这部分内容，那书法史也几乎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二王”是帖学的最高成就，那它书风的魅力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正好”两个字，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运用了最适当的方式。它没有不及和太过的缺陷。还有它追求的美学境界也是最高的，技巧也是最高的，风格表现的完整性与作品所要传达的心境也是完美地融合的。正因为这样，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在后人是很难做到的。就以宋四家为例，米芾猛厉，根本就不符合这个要求；苏轼局迫也离的太远；黄庭坚虽说有荡漾之致和悠闲之美，但他有摆布之弊；所以，在当时的人最佩服蔡襄，有没有道理？原因在于调子高，气息好。他不好在哪里？太保守，没有突破的意识，所以，其他三家的成就要远远超过他。这也说明书法总是要发展的，墨守成规是傻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你写好你的字，不要去管太多的王羲之，他是他，你是你。他大突破，你小突破就可以了。搞这一行要成大气候绝对要有天赋，没有这点，写字就只能自娱自乐了。看书法家有没有艺术感觉，没有的话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太勉强、死吃这碗饭了。

三、如何理解“用笔千古不易”？

张荣庆：这句话出自赵松雪《定武兰亭十三跋》中的一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变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子昂在这里点明了两层意思：一是用笔和结字都很重要，而用笔是第一位的；二是结字（按可视为书法面目），可以因时相传，因人而异，然而作为书法之最为核心的用笔，则是千古不易的。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赵所说的“用笔”，乃是指历来书家视为珍秘的“古法用笔”。古法用笔亦如汉字书体（字体）一样，都曾有过一个发生、演变和成熟完备的过程。从书史看，东晋“二王”时代，五体具备，篆隶之外，楷、行、草之形制亦趋于稳定，此后再也没有新的书体出现。古法用笔经“二王”熔铸，遂亦达至空前完善，所以赵跋又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故古今以为师法。”古法用笔，产生发展并完善于人们写字尚无桌椅，即所谓的“席地而坐”的时代，唐人仍沿用“二王”古法，观《书谱》等唐人墨迹，可窥其仿佛。唐末五代至北宋以来，由于桌椅的普遍使用，人们写字的状况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浅薄之徒图便因袭，导致古法的流失，而有识之士，则仍千方百计追寻和保存古法，如此代代传承，大体保证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健康延续，这是很值得庆幸的。关于古之笔法是怎么回事，可参见《沙孟海论书文集·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和孙晓云《书法有法》。

徐本一：赵孟頫提出“用笔千古不易”，是相对“结字因时相传”而说的。比起“结字”的变化，“用笔”有“不易”性，即“笔法”价值观念的确立与应用有恒定性。笔法是历史传统形成的共性，有“不易”的原则。笔法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个性的创变是共性发展的来源，因此，笔法的发生、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重要的是，对笔法价值的漠视、误读，就不会对书法有透彻的理解，积累数千年的艺术高度也将降低。一部书法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笔法的成长史。笔法是一件作品创作全过程的实现，仅仅以点画的生成是不够的，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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